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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死刑号

(一)
    
   如果把中共建国以来对思想控制松紧的程度,画成一条曲线。我以为,一九七零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曲线的顶点。
     
   建国后至少有了宪法,有了法律程序。思想控制,一张一弛;基本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一般人们记得的不外是"反胡风"了、"反右"了、"文革"了等。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以言论罪(即"思想罪")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判处死刑,似乎还应该是"一打三反"。可惜,在"邓小平思想"的"向前看原则"下,这么重要的里程碑,被刻意遗忘了。
     
   现在,当局不准回忆文革,最近对国内的媒介明文规定若干个"不准"。"一打三反"这个词,几乎快没人明白了。人们在纪念遇罗克的时候,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作为历史的一个符号,遇罗克远远大于"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当局最疯狂的时期,中央居然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审判不需要最高法院认定,认定死刑犯不需要有人命或纵火等严重罪行。
     
   全国各地都在成批地枪毙"现行反革命份子"。而他们主要的具体罪行是:"反动标语罪"(书写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标语等)、"反动口号罪"(在公共场合呼喊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口号等)、"恶毒攻击罪"(和他人谈论过对领导人的不满或不敬的言论)等等,这些都可以判处死刑;甚至连"反动日记罪"(在日记中表达自己对当局不满等)都可以判处死刑。
     
   一贯注意政策的首都北京,在这几个月中,天天到处是游街和批斗死刑犯的镣铐拖地声,腥风血雨满街充斥"枪毙XXX!"的口号声,到处贴着画满红钩的死刑告示,一批批政府制定的"斩监侯"名单,要求"全民讨论",让普通百姓人人表态,"自愿"成为裁定者之一。
     
   我事后知道,在讨论枪毙我的时候,逃离现场拒绝表态的至少有画家黄永玉、画家刘迅(现任北京"国际艺苑"董事长)。
     
   这比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要厉害得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定罪,谁保证自己没说错过话?其他城市和地方就更残酷了,河南省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因为说过两句反对毛泽东的话,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先生,因无法忍受残酷批斗,而"呼喊反动口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打三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每个案件真实情况如何?今天被深深封存入黑箱。已经二十九年过去了,是否人们真的就此忘记了?
     
   历史不那么健忘吧?
                  (二)
     
   当时我也进了死刑号。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
     
   我"犯罪"时间是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入狱时才二十四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时,实在天真,误以为这两项自由是我国宪法白纸黑字规定的"天赋人权",是从毛泽东到朱容基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奋斗得来的。
    
   哪知道这两条正是当权者的不可退让的底线。
     
   我不入狱才怪!
     
   后来,从死刑号逆向出来,逃出生天简直是个奇迹。我当时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存活的机会。据说,把我从死刑号里提出来,转到普通牢房的老军代表是李振先生。当时他说得很清楚:"进死刑号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你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他又说:"有关死刑号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许向任何人,谈死刑号的情况。"
     
   有人告诉我,"一打三反"的得力执行者和知情者正是李振先生。在全国杀人杀红眼的时候,周恩来突然问李振:"谁给你的尚方宝剑?"据说,因此,一九七零年五月以后,杀人的势头慢慢缓和下来。据说,不杀我们也是周恩来的帮助。我在监狱时,一直想:出来后一定拜访他们,要知道事实真相。可是等我出狱时,他们二位都已经作古了。
     
   我还想继续追索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所以要写这一类文章。
     
   同时,还由于我和其他死刑犯,在死刑号曾经相约:谁万一能活下来,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要去问候死难者的家人。和我一样虎口余生的人还有,可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愿意选择沉默。我现在是个单身的职业作家,没有什么牵挂。我正在继续写这些经历,想留下个人的些许见证。
    
   让后人多些第一手资料,以便研究。
                  (三)
     
   我们那一批死刑犯,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宣判。
     
   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被枪毙的思想犯中,当时最有名的就是遇罗克,他是以一篇"出身论"反驳当时同样有名的谭立夫(比较讽刺的是,谭先生现任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的"血统论"演讲。这讲演的核心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红色恐怖的理论依据。"出身论"喊出弱者的心声,曾一时洛阳纸贵,家喻户晓。
     
   而知识界最有名的是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青年才子沈元。因为他被批斗、殴打而无法忍受,化妆成黑人,跑进了马里大使馆,被定为"叛国投敌罪"。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游戏规则照搬不误。对我的罪行认定分三个层次进行:
     
   1、公布罪行:这是造舆论用的。多半要和"叛国罪"、"暴乱罪"等挂钩,激起公愤。就可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把我和法国留学生马丽亚娜(后为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副校长。)、郭翰博(后为巴黎《世界报》记者)聊天,定罪为"出卖重要情报"。我曾想去法国留学,被追捕时曾想去香港,定罪为"企图叛国投敌";
     
   2、具体罪行:这是判罪的表面原因。例如:写了犯上的文字,或卷入什么文人作乱的案件。到"一打三反"广泛多了,例如:说过中央领导人的隐私或不满等,不需要物证,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听见此人说过这句话,就可以定罪。我因为说过诸如:毛泽东先生的"七律"("暮色苍茫看劲松")可以作香艳解等笑话,定罪为"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
     
   3、实质罪行:毛泽东说:"罚不当罪的极少",在法制极不健全"一打三反"时期,中共还可以"稳、准、狠"地枪毙思想犯。如何"准"地定罪呢?许多人都想不明白。
     
   平心而论,中共这时,已经不在井冈山,很成熟了。并非抓来就打靶,那就小看了中共。至少北京还是相当认真的。
     
   从思想定罪来说,他们很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抓我没有抓错。
                  (四)
     
   程序是这样的:
     
   1、根据密告、或眼线的线索,先把思想犯嫌疑人列入档案,行话说:挂号了。一九六五年俞强声(俞正声部长的胞兄)在北京公安局一处工作(据报导现叛逃美国——编注),他透露给一位朋友"张郎郎已经挂号了",如毛泽东说:"入了另册";
     
   2、公安干警和眼线有目的搜集被锁定的目标所作所为,非常细致,例如:后来在我的判决书上写道:"在公共场所播放反动音乐",是指我和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在后湖放过"披头四"的歌曲。可见,他们对我们的"反动文艺思想"侦察多么细致。前不久陈庆庆小姐对我说:文革前她爸爸(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先生)就拿内部参考上对我"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的描述,作为反面教材对她进行教育:长大了千万别学他。那些"材料"全是我在学校的生活细节,例如:把游泳裤钉在墙上等等。事实真假姑且不论,可见跟踪思想异己的眼线,那时已经深入在学校中。
     
   党什么都知道。
     
   3、发现或制造具体罪行,然后抓人。一九六八年初,当江青女士说"中央美术学院有坏人"的时候,她肯定不是具体指我,可是我已经是"被锁定者"。在北京公安局的参与下,在各艺术院校半年之中私设公堂、血腥逼供后,根据被拷打者的"供词",经精心筛选,我就堂而皇之成了"头号反革命"。
     
   4、逮捕以后要认定"罪犯"思想反动的程度,和目前的思想状况,即:所谓"态度"就是对领导人的态度、中共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判处思想犯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他的思想罪行的深度和可否改造。
     
   在预审处管辖下的看守所,有专门主管思想犯的有经验的预审员,而负责我们这类"疑犯"的预审员,文化水平就高一些。对付读书人很有办法,进行逼供、诱供。要找出所有的"罪行",最后还要找出"思想根源"和"原始动机"。
    
   他们非常重视你家里有没有被当局"关、管、杀"的?或者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家里有没有受到冲击或牵连?可见,中共当时对思想犯的心理历程非常重视。
     
   他们要分析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由拥护党到反党的全过程。这样可以明白"思想犯"形成的前因后果,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反动"程度"。还可以用来防止别人走上思想犯罪之路,通过"狠斗私字","灵魂深处闹革命",防患于未然。
                  (五)
     
   许多人觉得"思想"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定罪呢?中共凭多年经验界定思想罪行,有很具体的办法。例如:
     
   1、如果罪行本身到了一定的级别,无需验证就可以定罪了,如北京挑花厂的厂医田树云,写了一封信,扔进前苏联大使馆的汽车里,想投靠"苏修",那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不必再界定他的思想反动程度了,立刻可以枪毙了。可是,田大夫很天真。在批斗换场时,他安慰我说:"马队长对我说了,咱们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别听群众都喊要枪毙咱们,咱们死不了。"我只能苦笑。他太相信党了。
     
   2、如果罪行一般,可是"态度恶劣",一样可以枪毙。比如:上述田大夫的女朋友孙秀珍,她的罪行最多是"胁从"或"知情不报"。据说,由于在"公判大会"上,她企图抗拒,呼喊口号,也同场枪毙了。因为,她的态度说明她"死不改悔"。遇罗克的预审员丁先生(外号丁大个儿),早就认定了他"反动透顶",可是,表面罪行还不够,结果等到了"从重从快"的"一打三反",合理合法地枪毙了他。
     
   3、组织是思想反动等级的一个界定点。当时成百成千的人说过错话,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们呢?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有个组织,而且并被认为是个思想异端的俱乐部。
     
   他们的方法还要精确得多,复杂的多;我凭直觉感受到这些。
                  (六)
     
   在文革前六十年代已经有许多人喜欢写诗,实际上有很多小组,可是被当局认定为成型的组织,一个是郭世英组织的"X社",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艺术沙龙"太阳纵队"。
     
   我和郭世英是101中学的同学,在学校里都是文艺活跃份子,在记念鲁迅的晚会上他扮演过客,我导演《祝福》。我们在一起合作很愉快,聊了很多。那个时候由于年轻人的偏激,我很不喜欢他的父亲郭沫若老先生,主要是嫌他没骨气,写的诗又不好,那时哪知道他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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