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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鬼魅始终笼罩中国

⊙ 从《还珠格格》谈起
     
   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在国内影响颇大的网上杂志《华岳论坛》发了一篇妙文,评论红透两岸三地的电视片《还珠格格》(一、二)。据《南方周末》报导,"格格迷"不分老女老幼,不分文化层次高低,一起着迷。最极端的例子是:有个青年民工为看格格偷了一部电视机;有个通缉要犯因为要看格格走出精心安排的藏身地而被当局捉拿归案……。
     
   我的朋友分析为何观众痴迷至斯?当然谈到了弗洛依德的"恋父情结论",也谈到了《王子与贫儿》的一夜暴富故事,使观众代入共同梦想的情绪需求得以满足……。最别致的论点是:小燕子和紫薇原本在社会上含辛茹苦、艰苦闯荡,结果鼻青脸肿、铩羽而归,发现中国社会竞争过于惨烈,这不是她们可以取胜的环境。这时只能自我挖掘资源了,如果有个好爸爸、好血统就可以一通百通啦。果然,小燕子、紫薇使尽浑身解数,真爸爸、假爸爸一通乱认,结果爸爸有了、血统有了、好丈夫有了、财富有了。评论写到这里笔锋一转,指出让孩子们冲出家庭、面向社会,才是使社会走向进步的正途;可是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的父母,看完《还珠格格》感慨万分,还是把孩子拉回家庭,在父母的羽翼下再想新招。照这样下去"一代不如一代",中国社会只能不断地退化下去——于是那位朋友如此叹息。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官本位为中心的国体下,又在这钱权至上的时代,让良好家庭的青年去社会闯荡苦斗一定得不偿失。除非生活在解决不了温饱家庭里的孩子,才不得不去主演"苦儿流浪记"。过去人们说:"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好爸爸",话糙理不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人的血统对一个人的命运一直有很大的作用,过去明显些,如今隐晦些。
   ⊙ 红色恐怖时期
     
   对于"血统"问题,在新中国公开讨论、辩论只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过一次。那时是围绕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进行关于血统论的辩论。那次辩论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走上天安门,而嘎然停止。"血统论"不战而牲。
     
   如果说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到十月中,这两个半月是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为旗帜、以血统论当道的红色恐怖时期,那么,从同年的十月中陈伯达讲话正式批判血统论开始,然后是《红旗》杂志社论,直到遇罗克发表了系统论述的《出身论》,从此宣告了血统论作为社会"公认"正统理论的时期永远过去了。
     
   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从那以后没有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理论性的讨论,但是它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忽隐忽现、忽清忽重,大有鬼魅之气。
     从官方到民间,这是一个只做不说的公开秘密。
     
   血统的优劣,在红色恐怖时期,是生死存亡的分水岭。虽然,在当时北京城区实际被打致死的人数,以官方统计数字乘三估算下来,大约有五千余人,再加上大兴县某村"斩草除根"的阶级灭绝虐杀,但是这些鲜血的威慑力,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比事实本身的恐怖扩大了若干倍。"劣等血统"的人们,生活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环境下,那种恐惧与痛苦,刻骨铭心。
     
   红色恐怖时期在"十年文革"或"三年文革"中只占了短短两个半月,但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杨晓凯先生在文章中认为:西纠和联动是血腥恐怖组织,是这段红色恐怖是杀人最多、手段最凶残的时期。在不同意见的赵淮海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事实和数字,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我只是说这段历史给杨晓凯留下这样的震憾,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这两个半月给人们留下来的震撼,比后来发生的更多杀戮、更长时间的苦难的震撼,还要强烈得多。后来许多"出身不好"的造反派,之所以迅速狂热投入文革,最根本的需求是想取得并牢固生存的权力。
   ⊙ "联动"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当局非常聪明地把造成这段恐怖时期的责任和罪名,横移到后来不听话的"老红卫兵"身上,扣在联动头上。
     
   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并非象人们以为的那样,根本没有法制,没有社会秩序。中学生或红卫兵可以草菅人命是被授权以后才能得以进行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份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在赵淮海的忏悔文章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抄家,完全是在北京公安局的安排和指点下完成的。我也走访了北大附中当时红极一时的红卫兵领袖,他们中肯地说:如果没有当局的指导,他们根本没想到去大街上去抄家。
     
   如果说红卫兵第一次开始打人,当局立刻去加以制止,对肇事者绳之以法,局面完全是可以控制的。但在当局的明示下,于是警察、居委会干部的带领、指点之下,学校里的红卫兵开始在社会上抄家、打人。对打死人问题谢富治更有细致的谈话,他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这样说道:"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在群众运动初期,一定要利用"勇敢份子",造成一段时期的"红色恐怖"是必要的,在谢富治看来简直是必须的。等红色恐怖的效应已经出现了,勇敢份子就利用完了。如果没有红色恐怖时期,后来的造反派不会有那么大的"革命激情",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革命路线"也不会演出那么淋漓尽致的"三忠于、四无限"。
     
   谢富治对制造典型,然后以点代面的这种运动游戏诀窍,玩得精熟。老红卫兵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没醒过闷来,就让他给踹了。
     
   联动在被利用完了之后,四三、四四派开始对"血统论"大力批判,遇罗克也在《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中大力声讨,在中国似乎联动已变成"新法西斯"的代名词。
     我认为应该注意的是:
     
   一、批判联动和血统论的时候,所用的材料的来源是从哪些渠道得来的?是否经过核实?当时,中央文革不会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而是一定要用当时最流行的"以论代史"、"先立罪名,再找罪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等文革特有的大批判方式进行的。正是用同样的方法给刘少奇、邓小平定的罪。这个老法宝今天依然有用,比如可以用此老招继续批判"法轮功"。
     
   二、批判"血统论"的论点不外是说:我们应该"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或象原一零一中的一个老红卫兵替批判者戏说的:应该是"老子反动儿好汉,老子英雄儿混蛋"。当局中性的说法是: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但这些说法,都实际承认了血统的重要标志意义,即承认了血统的重要性。这些思想连五四运动早期从西方舶来的"天赋人权"、"博爱、平等、自由"的观念都远远无法比拟。
   ⊙ 皇阿玛没忘记,你们是我们的孩子
     
   血统论在中国当时的被批判,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假象,其实,它依然强大地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
     
   比较有趣的是:联动作为一个专用名词似乎已经批倒批臭了。然而,血统论唯一的理论阐述演讲者谭立夫先生,目前正在主管中国文化瑰宝——故宫博物院。他奋进不减当年,敢想敢干,正努力在午门外的故宫大院里开始施工,要挖一个现代化的地下宫殿,以便保存故宫中的无数历代遗存下的古董。当然许多遗老遗少极力反对,或说这会动了地基,宫殿不保,或说这就挖断龙脉对国运不利。谭先生力排众议,得到上级特准合理合法开工。只是不知他对当年言行及其影响,有何反思?
     
   中共当局和"高干子弟"之间关系,乃是几起几伏、若即若离的父子情结。在谭先生的个案中似乎可以看到些许蛛丝马迹,一些象征性意义。
     
   五十年代毛泽东、朱德对子女严格到苛刻的地步,甚至干涉他们的恋爱婚姻。不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完善形像",还是怕"三世而斩",居然绝对不准自己的子女和高干子弟恋爱,只能与工农子弟谈婚论嫁。可见他们根本不看好新贵族子弟。据说这是毛泽东好读历史的心得,他显然是以帝王的前辙律己律后人。
     
   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公安部发布一本名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的小册子。第一篇就是关于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组织的"X社反动集团"。公安部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明示,有天大的胆子他们也不会主动在"太岁头上动土"。看来,这时候孩子们大了,开始要"独立思考"了,于是老子们嫌儿子们不乖了。给他们亮出了黄牌。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我支持你们"。杨勇将军的儿子杨继平得风气之先,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头头卜大华,报告了这个"特大喜讯"。卜大华、骆小海等人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他们和五阿哥、尔康得到乾隆重新信任时的心情一样。"皇阿玛万寿无疆!"老头子这会儿觉得还是亲儿子们好使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江青(剧中的皇后是不是有点暗示她的意思)对老红卫兵不听话而愤怒。宠臣公安部长谢富治被这些阿哥、格格给气疯了,他们不象过去历届运动中的勇敢份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老红卫兵消息来源多,认准了要练谢富治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谢富治知道他们的爹妈还自身难保呢,他们还胆敢和他较劲,于是扬言要杀几个联动头头。坐言起行他搜捕了一百多个"联动分子"送进大狱。当时他们在狱中虽然比别人待遇好些,还没受到大刑伺候,但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许多人以为会判死刑,因为他们喊出了:"打倒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油炸江青!"的口号。其中好读书的老红卫兵们自诩为"十二月党人"——贵族子弟反叛王朝,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胆量,这个位置有可能向专制发出挑战。
     
   一天,老头子很像乾隆突然想起来小燕子、紫薇、金锁还押在宗人府呢,夜半时分,一百多个联动头头都被押到人大会堂,大会堂外面已经有大批平民子弟的造反派聚集,高呼:"打倒联动!枪毙联动!"阿哥、格格们黯然神伤,也有不服气的和人群对骂。
     
   没想到在大会堂的厅内坐了一会,突然灯火辉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等头面人物全来了。
     
   "孩子们,你们受苦了。"于是哭声一片。"是毛主席亲自让我们来放你们回家的。"皇阿玛没忘记你们。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孔丹、董良翮,我在西柏坡村就认识你们,还抱过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孩子。"老子打儿子一般不能往死里打呀。周恩来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这句话很多人都记住了,这好比是铁券丹书能保你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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