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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怆的灵魂-奴隶岁月-收容站

    1986年10月底,我们大约一百个人乘坐二辆囚车被押入深圳市民政局收容审查中转站。我们先是象蛤蟆一样蹲在大院里接受搜身,分组,然后被带进囚室。阴暗可怖的大囚室里七八十个剃著光头的囚徒站在走道两边看著我们十来个新囚徒.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随著铁门当一声关上,有人命令我们排好队准备过堂。然后4个人开始对站在最前的第一个人开打,那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被打倒在地;接著是第二个,那人只挨了几拳便唉哟一声倒在地上,‘这个家伙装熊’,有人喊道。‘起来’,几只脚猛踢过去;第三个看起来身体最壮,他不敢躺倒,被打了很久;第四个是个12-13岁的小孩,只挨了几巴掌;然后就轮到了我。我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便感到拳脚齐下,特别是一脚踢中了我的腿裆,令我疼痛难忍,不由双手捂著,蹲了下来。我又挨了几脚,总算过了关。等到所有新来的人都被打了一遍,我们以为大难已经过去。

   那个打人最凶的家伙,大概是个头目,却宣布:所有人把你们藏的钱统统掏出来,否则要是被我们搜出来,至少得脱层皮!果然有人掏出了钱,大约五-六十块,都是藏在衣角或鞋垫下面没有被政府干部搜刮到的。没人胆敢抵抗,旁边还有几十个人虎视眈眈站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起冲上来把你撕成碎片。后来那两个拿出钱的人被安排了睡觉的地方,我们其余的人被安排坐在厕所门口。我这才仔细打量这间囚室,大约有六十平方米大,中间一条走廊,一端通向厕所,两边是水泥平台,不管怎么睡,肯定睡不下这一百号人。我们只能挨边沿坐著,看来夜里也只能坐著睡觉。我向身边的人打听我们会在这里关多久,旁边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青年告诉我:可能一天,也可能一个星期。他对我笑了笑:这是我第六次到这里。我吃了一惊:为什么?两次因为到香港,两次因为到广州,两次因为到深圳。我们聊起来。他叫阿吉,汕头人,家乡很穷,到处打工,主要是干建筑活。一般几个月就会被抓一次,收容遣送回家。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是安徽人,去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因为分配给我的工作太无聊,从报纸杂志上看广东不错,深圳更好,就辞职来了,谁知工作这么难找,最后只得去建筑工地,每天从晚上六点干到凌晨七点,活活累死人,我读了十八年书,实在受不了,就到深圳找同学介绍工作,也没成,走投无路,一怒之下,我从蛇口游泳到了香港,还是找不到工作。我找香港警察遣送我回家,因为我上次差点淹死,实在不敢再去游泳回来。唉,早知道会关在这里,还不如去游泳回来。你可真有胆。他说,蛇口那里可淹死不少人。碰上大风大雨的夜晚,第二天能在海滩见到几百具尸体。 (博讯boxun.com)

    我们在厕所门口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大家起身向门口涌,原来是开饭了,两个干部站在门口,手里舞著棍子大喊:排好队!排好队!担心吃不上饭的人在后面拼命挤,前面的人立脚不住,再被棍子打回来。也有从队伍里被挤出去挨打的。最后我总算领到一份糙米饭,上面有两根小拇指头大的咸萝卜干。实在难以下咽,我只吃了几口就丢下了,感到特别口渴,便问阿吉哪里可以找水喝,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还没喝过水。阿吉冲我摇摇头小声说:在这里别说话,会挨打的。回到牢房他才告诉我:这里从不供应水,不过现在夏天已过,渴不死人。现在不用担心挨打了,等一会儿他去找找老乡,看看能不能弄点水喝。

    那是我人生第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我们挤坐在一起小声说话,阿吉安慰我:坐著睡比躺著睡要好,水泥台潮气太大,直接睡上去会得慢性病。他说在这里第一件要紧事是尽量少挨打,这里有许多精神病人和变态狂。坐在厕所里的几个人便是精神病人,他们老是挨打,睡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是变态狂,怪不得我老是看见几个人轮番去厕所打人打的鬼叫,皮带抽坏了再从别人那里抢一根。真奇怪,一般人都害怕精神病人,这里怎么反过来?我忍不住问阿吉。这里是人吃人的世界,要么打人要么被打。精神病人多少有点智障,反应不过来,自然成了垫底的。我看那几个打人狂,每人占有一张床位置的地盘,铺著很多衣服,他们有烟抽,有面包吃,居然还有酒喝。阿吉说,如果走运,他们一天就能抢到几千块钱。送给干部一些,马上就能走人。这样打人抢钱不犯法吗?犯法?犯谁的法?这又不是香港,这是中国!这是政府机构!打死人都不犯法,打伤打残抢钱当然无所谓。最多关几天禁闭,家里拿些钱来就摆平了。后来我见得多了,慢慢体会,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我们的国家制度也根本上类似。虐待狂+受难者+心惊胆战的群众=中国。

    但是有一个问题阿吉说不清楚。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老是打人。难道仅仅是为把拳头练硬吗?或者是发泄一般情况下不能发泄的对人类的仇恨?直到很多年以后,在劳教队磨练几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担心被别人取代的恐惧;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合法性从而需要时刻证明的权威;那是一种一开始就违法而且始终违法的权威,不这样做不足以构成对群众的威慑。再回想历史上,为什么共产党要搞一场接著一场没完没了的运动,始终把大批人关在监狱里无休止地残酷折磨,我才豁然明白过来。本质完全一样,只是加上了共产主义理论。

    第二天我们就被转押到樟木头,樟木头收容站的构造和深圳相似,伙食也一样,每天两顿糙米饭加咸罗卜干。只是这里的血腥气味更浓。我们几个人被押入牢房的当天,就有一个东北人在过堂时不堪毒打,英勇反抗,被打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即使已经爬不起来,那几个河南人仍然时而去踢他几脚。第二天他就被抬走了,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送他去医院了。我更加胆战心惊。阿吉告诉我,他去香港之前已经在樟木头托一个老乡接他出去,他离开家乡之前就准备了一笔钱和一张没填日期的派出所介绍信。他在樟木头认识一个干部,马上会给他打电话。他也不用再挨打。到了樟木头我们就被分开了。当天晚上我就看见他被安排睡在大院里做大差。他托人递给我一瓶水,我和刚认识的贵州阿文分享了。感觉好极了,怪不得有人形容水是甘露。尽管这瓶甘露还带点泥,这里根本也没有自来水。

    我和阿文背靠背共度艰难。阿文是一个城市百货公司的职工,因为指责领导贪污被停职检查,连工资也不发,他到处告状,一直告到省会贵阳。去商业厅,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都跑断了腿,一点用也没有。怒极之下,也到深圳谋生。太不走运,在火车上就被逮住了。他愁眉苦脸的,一个劲地说他被押回去之后肯定很惨。很可能要被单位送去劳动教养。离开家去贵阳告状之前就听到风声要送他去劳动教养。他的母亲受不了这份打击已经病倒在床,他的母亲没有工作,他还是顶替他病故的父亲才有这份工作。现在工作丢定了,怎么吃饭?女朋友也肯定告吹了。一切都完蛋了。想死又怕死。也不知道怎么去死.

    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去安慰阿文。我自己对前途甚至生死都很茫然。我的腰被踢肿了,动一动就疼得要命。也不知道内脏是否受伤,明天能否再站起来。一晚上只能僵坐著。我开始怀念大学的生活,虽然精神上苦闷,但没有肉体上的折磨,饭菜也可口,宿舍也干净,许多事还可以商量。老师同学也都很和蔼。那象这里,什么都没得说,只能象条狗卷缩在臭气熏天的角落里。连水都喝不上。纯粹是人间地狱。这难道就是这些人的命运?我开始后悔自己不听共产党的话,不服从政府的工作安排,整天沉湎于哲学与政治思考,总认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好,人民太贫困。应该实行民主制度。或者至少实行香港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我从没听说更没想过这个社会还有这么黑暗这么恐怖的地方。而且是民政局!这就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办的政务吗?

    中午阳光透过铁窗射在墙壁上,布满血污的墙壁,肮脏而令人恶心,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被打伤打残,血溅四壁,甚至被活活打死。永无声息。我读过索尔仁尼琴的《悲怆的灵魂》,西伯利亚劳改营只是有点冷有点饿有点孤寒,哪里能跟这里的苦难相比。这里才真正让灵魂悲怆!

    每天只有开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短暂地走出牢房,在大院里集合。我看到将近一千个人,像一千只蛤蟆一样蹲在地上。干部们拎著棍子走来走去。中国有将近三千个县市,每个县市都有一座民政局收容所,每天都有人被押进来,赎出去。我感到由衷的悲哀。这些人,真的被当作人吗?这里完全是赤裸裸的动物世界啊,人类文明的所有痕迹都荡然无存。这些共产党干部,干著这样的丑恶勾当,他们的人性呢?我们的处境比猪都不如!猪还可以吃饱睡足,有水喝,不用挨打。可怜的中国人啊!只是共产党干部脚下苟延残喘的蚂蚁!随时可以一脚踩死你!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像在油锅里受煎熬。殴打和哭嚎声时时冲击耳膜。没有水喝是特别难过的。口干舌燥,胃里象火烧。三天以后头就懵了,浑身无力,加上伤痛,简直像但丁《神曲》描写的地狱,现代中国的人间地狱啊。残害了多少生灵!

    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你是我苦难人生的第一章前两节。

    胡锦涛温家宝能够果断地结束收容制度,其意义只有几十年来数千万受过它伤害的人才会明白。在现代史上的意义不亚于给地主富农择帽。

    但是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可能很快又会变相恢复。大家也许记得,在乔石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中国结束了公安局的收容制度。公安局收容站变成了刑事拘留所。刑事拘留法定只有7天关押期限,但是现在只要你被关进去,尽管你没有罪没受逮捕,三,六,九个月能出来就是幸运的,许多人甚至被拘留两年三年四年。你必须承受这无端折磨,因为办案人员需要较长的时间勒索钱财,哪能轻易把肉票放了或交给检察院。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永远保持贫困,永远保持恐惧之心,使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褪血色. (博讯200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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