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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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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 叶永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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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张春桥妹妹之死

“红房子医院”出了大事

   
“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厂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逻尔闻名。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写在大门口的招牌上:“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三十三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三点二十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栖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山东济南人。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十二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窜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二四四”。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大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存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诸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四十六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十五人,一般审查三十一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诸于众;
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摔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一九七四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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