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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箭射出再画靶心



入狱绝食

   4月12日我回到旧居。这套房子除了没有人住,其他一切还是原样。在功友家东住一天、西住一天流浪一个星期后,我想回去休整换换衣服。
   那晚我睡得特别沉,过去一星期我几乎每天都与功友谈得很晚,睡眠严重不足。半夜有一瞬间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使劲打门,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过了一会,我的呼机响起来。看是先生呼我,我费力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回电话,问他半夜两点有什么要紧事。
   先生说是派出所的牛军找我,要我立刻给他回手机电话。我睡得迷迷糊糊也没多想,抓起电话就拨通牛军的手机。
   牛军一边跟我扯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一边让片警吴兵立即开警车杀到我的楼下。
   电话还没打完,吴兵就到门外。原来刚才打门的也是他,没人应门他以为屋里没人就走了。那一星期我居无定所,如果不是通过先生,他们根本找不到我。先生不愿跟警察撕破脸,也万万没料到让我给牛军打个电话的后果。
   我被带到派出所,关在一个只有一张小床的屋里。床上堆着几件防弹背心,我实在太困,倒下去枕着硬邦邦的防弹背心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整日,牛军、吴兵和另一个没见过的警察轮番盘问我这些天的行踪。我没回答,只问他们要了一张纸,写了一份声明,声明我以前给派出所写的「保证书」作废。牛军气得直哼,咬牙切齿说:「你不说!你不说我照样送你!」
   就这样,我第三次被送进崇文区看守所。
   这次被捕是始料不及,也是心所不甘的。上次被关在拘留所,我就想去天安门打横幅。这个想法已是深思熟虑产生的。其实思考过程很简单,我想我们有那么多的炼功人,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他们是没有足够的监狱来关我们的,那这场镇压不就可以早点结束?可惜我们站出来的人还是太少了;但如果我盼望别人都能站出来,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呢?
   这回我已经与功友相约「4.25」周年纪念日那天去天安门打横幅,到时人家都去了,我却被关着不能去,这算什么?因此我一进拘留所就决定绝食,想争取在25日之前出去。
   绝食头两天,我没有太大反应,跟其他人一样坐板、值班、干活。管教只在巡筒时漫不经心问我一句:「你在绝食?」
   到了第三天,我出现乏力和心慌的症状,张管教这才将我带到医务室。
   医务室只有一个医务人员,桌上放着一套弯弯曲曲的褐色胶皮管,胶皮管旁边有个大玻璃烧杯,装着满满一杯不知什么液体。
   张管教瞥瞥那堆胶皮管,又对着冷冰冰的水泥地努努嘴,说:「曾铮,你说我找几个彪形大汉来把你按在地上灌吧,也怪没意思的。你要自己喝了呢,大家都省事。」
   我看着那堆胶皮管,想起几年前陪先生去做胃镜检查的情形。那天先生好容易直着脖子将胃镜的管子吞进胃里,谁知一个病人跑来找医生扯皮,医生扔下先生跑到走廊跟那个病人吵架,越吵越来劲,把先生忘到九霄云外。
   先生躺在床上,管子塞在嘴里、胃里,咽不下,吐不出,耳朵听着他们争吵,嘴里喊不出话来,多少次憋得要晕死过去,在候诊处等待的我却一无所知。
   等我再见到先生,他的脸惨白得像死人一样,额上冒着虚汗,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也讲不出话来。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没来得及想象那堆胶皮管从我鼻子里插进去是什么滋味前,就默默端起烧杯喝了。杯里的液体非常难喝,呛得我直想流泪。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将烧杯里的液体喝掉一半,回到牢房立即又吐又拉,将喝下去的液体全部排了出去。
   第四天,我感到非常虚弱,心跳加速,全身出虚汗。张管教又将我带到医务室,我告诉她昨天喝的东西全都吐掉、拉掉了,没用。她说那就打点滴吧。
   医务室的工作人员费了半天劲也找不到我的血管,找来一个男犯给我扎。这个男犯大摇大摆走进来,随便跟警察说笑,大大咧咧给我扎点滴:「你呀,什么时候见到江泽民再绝食吧,否则你就是死在这里头也没人知道,还算你个畏罪自杀。」
   他的技术还真比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强,漫不经心就扎了进去。
   瓶中的液体开始一滴一滴往我血管流,我靠着身后的大柜子坐着,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几乎没有力气保持坐姿。想躺下,又不想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的意志和意识随着身体的虚弱一点一点地变弱、变弱,弱到神志开始恍惚,眼前景物变得白茫茫,像电影里的镜头淡了下去。
   在一片虚无缥缈中,一个声音软软对我说:「你好累,歇歇吧,歇歇吧」。
   受到这个软软的诱惑,我逐渐放弃意志,直到它只剩下针尖那么小的一点点,我还在放弃、放弃……。
   就在最后临界点,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拚命挣扎去抓一根救命稻草,冲口叫:「把管子拔了吧,我回去吃饭。」
   这次失败的绝食经历让我认识到,「不畏强暴」不是嘴巴讲讲就能做到,放下生死,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坚守。有位法轮功学员绝食二百多天,其中有一次连续绝食六十多天,与他比起来,我的意志力还差得太远太远。

制裁你的思想

   这次进去,我还是归张强和马英管。头几天,他们跟我兜圈子,怎么也不说为什么抓我。张强只是反复问我:「你认识吴萍和她丈夫吗?你认识李力吗?你11日、12日那两天都去哪里?」我不答他也不勉强,但我立刻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李力也是我上次进拘留所同牢房的功友,后来跟我差不多时间被放出去。11日那天我和吴萍、李力约好去一个功友家。在地铁站会合时吴萍的丈夫带来一个男子,说是刚学法轮功一星期,也想参加交流。这男子神情颇不自然,我隐隐觉得不妥,但他是吴萍的丈夫带来的,法轮功又对所有人都开放,我也不好说什么。
   第二天,也就是我被抓前一天,我们又去另一个功友家交流,那人照样跟着,我们在一起念《精进要旨》,他读得结结巴巴的,我想他是新学的,也正常。
   这时张强一问,我就猜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张强知道的只有他在场的这两次,不是他捣鬼是什么?
   但密探的话是不便用作法律证据的。张强说李力、吴萍和她丈夫都交待了,用他们的证词就可给我「定罪」,我请他出示他们的证词,他却拿不出来。
   几天后张强手里拿着几张纸,如获至宝在我面前晃着说:「曾铮,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可说!你敢说这不是你写的?」
   他手里拿着的是我写给公婆的那封信,页眉上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技术术语,显然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时被公安部门从网上截获的,信的后面赫然是我的名字。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也不知是哪个功友的杰作,将这封信往外发连名字都不知替我删掉。那时许多炼功人只知道不怕被抓,没认识到「人民警察」没把我们当「人民」对待,根本没有安全和防护意识。
   我也不想再否认。张强得意洋洋说道:「『我不说 !』这回也说了吧?出去一个月长本事了!文章上了互联网!早知道不放你出去!」就这样,我的「罪名」总算定了下来。
   半个多月后一晚,我又被叫到提审楼。
   这次「提」我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科长。一见面他就跟我说,他并不想提审我,只想跟我像朋友一样聊聊天。
   他办公室的窗台有一尊佛像,对佛教的事懂得很多。他承认他所见过的法轮功学员,个人修行都修得很好,在那么短的时间都放下了修行之人该放下的一切,很了不起;他困惑的是,佛家既然讲大善大忍,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大地一样默默承受阳光雨露,又承受垃圾粪便,将一切都化作营养,滋养大地欣欣万物呢?
   我说,我跟您交换一下我对「忍」的理解吧。「忍」有不同的层次和境界,刚开始修炼时,如果有人打我,我可能心里气,可是想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我「忍」了,没有发作,但心里那口气憋着,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他凭什么打我?」
   修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境界提高了,心胸开阔了,再遇到有人无缘无故打我,可能乐呵呵一笑就过了,真能一点也不当回事。
   再过段时间,又有人毫无道理恶狠狠打我,我虽然还是不生气,但这人打我却会给他自己造业,对他的生命是不好的,出于对他的善念和责任心,我要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应该改正,否则明天说不定他就去打别人。这就是不同境界的「忍」。
   他想了想,又问:「修炼的人不是都不计名、不计利吗?你们老师为什么在『取缔』后要给中央和国务院写信,替自己辩解?那他不是还是在乎他的名吗?」
   我给他讲了个故事。宋朝文学家苏东坡与一位禅师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斗机锋。有一次苏东坡问禅师:「你看我像什么?」禅师答曰:「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说:「我看你像一堆臭狗屎。」禅师微微一笑,并不动怒。苏东坡想今天可赢了他,高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转念一想:哎哟不好,我被他骂了!他说他看我像一尊佛,是说他心中有佛,所以看别人皆是佛;而我呢,不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臭狗屎才会看人家也是臭狗屎吗?
   讲完这个故事,他不解望着我,然后笑了起来:「好,你骂人,你骂人不带脏字,你骂我是臭狗屎。」
   我也笑了,说我不是骂你臭狗屎,只是告诉你这个道理。正因为你还有计较自己名声的心,你才以为我们老师写那封信是想替自己辩护,其实不是,他早已没有那个心。
   后来他又问了许多法轮功的问题,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临走时他告诉我,你现在名声可大了知道吗?北京市一级的领导都知道你,将你内定为骨干中的骨干,迟早要抓你。
   我问他为什么将我定为「骨干」?我在法轮功学员中只是很普通的一员,连个辅导员都没当过。
   他沉吟良久,终于找到答案:「因为你的思想。」
   我笑问:「法律有制裁人思想的吗?」
   他也笑了──为自己无意间一语道破中国法律的「天机」。

跃升二板饭勺在握

   这次的拘留所生活与前两次不同,让我非常苦,原因是我被当作「头目」而被「孤立」起来。我人还未到拘留所,他们就将里面的人员调动,东一筒六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统统调到其他牢房,好将我与其他人「隔离」。
   牢房里只有我一个法轮功学员,其他那些人动不动就会为一口水半句话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牢房的气氛非常紧张,让我日子非常难过。
   几天后,我突然莫名其妙从睡地板的待遇连跳数级,成了牢房里一人之下,其他人之上的「二板」,手握发饭、发水大权。好象还从来没有哪个法轮功学员有如此高「级别」的待遇。这是怎么回事?得从牢房的头板文新讲起。
   三十六岁的文新,是一家中学的会计,与出纳合谋贪污公款四十多万,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我进去时她已在里面待了快一年,正等着二审上诉结果。
   文新是整个拘留所里非法轮功学员中唯一的大学生,非常心高气傲。她从不认为贪污公款有什么不对,技术上处理得也很仔细,被捕后口咬得很紧,推得一乾二净,无奈出纳抗不住都招了。不甘服输的她始终咽不下那口气,心理上更不愿接受长达十四年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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