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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将天捅了个窟窿

   回到家(当然是先生走在前头),却没有预料中的雷霆大怒。两老像是什么也不知情,什么也没问。其实他们早猜到了,中国的老百姓经历那么多事情,已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吃惊了。他们以前拚命阻止我们,是为了我们不出危险。事情真出了,看到我们从拘留所回来那个狼狈相,心如刀绞,哪还忍心再跟我们闹?
   过了两天,公公私下告诉我,我们被抓那天一日不归,他们已觉不妙,晚上接到电话,婆婆差点晕倒,浑身瘫软,赶快躺在床上,反复对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还有孩子,还有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爱逾性命的孙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 。

   最后,公公像是自言自语:「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现在还在台上坐着,你也只能先听他的呀。」
   公公从「解放前」就开始当农会主席,后来「抗美援朝」参军到朝鲜,入了党,立了功,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忠心耿耿,虽然在「文革」挨过整,退休后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现在党干的这些事,还叫不叫他们为它奋斗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毕竟他从没对党的指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突然说出这种话,怎不让我大吃一惊。
   但他虽那样说了,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开表示过他的愤怒,或许他早已不会愤怒。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开始跟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圆圆笑脸王俭老太太联系。2000年1月中旬一个下午,王俭带我到她女儿张小梅租的套房。
   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只在地上铺些褥子,有几人正坐在褥上吃饭。他们吃得非常简单,就是干馒头夹咸菜,我猜他们一定是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功友。
   那天见到几个功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个是武汉来的四十多岁的「平姐」。1999年10月28日,镇压刚进一步升级,法轮功一夕从「非法组织」变成「邪教」时,她与一些功友冒着巨大风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北京郊区成功地秘密召开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镇压的残酷。这个记者招待会在当时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下,真的起到「将天捅了个窟窿」的作用,是外国媒体首次正式接触采访法轮功学员。当时外国记者对她们竖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敢冒着生命危险来。」「我们被发现顶多驱逐出境,你们可能要被杀头。」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划召开99’广州法会,也就是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很多炼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会上十五位学员的发言稿后来贴在《明慧网》,在炼功人中广为流传,起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我是流着泪看完那些发言的,不知停下来拭泪多少次。每个弟子舍身取义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灵,特别是<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32岁的石家庄学员丁延(真名)写到,当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她突然觉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连在一起才变得有意义。读到这里,我只觉自己似乎被一种来自天国的无限博大、无限宽广的神力托起,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个体的生命完全融于最纯正、最庄严、最神圣的天宇,在放弃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宇宙般恒远和辉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门请愿被抓后,警察将她双手反铐在背后,用脚踩着她的背,双手拚命往上提手铐,将她拎来拎去,反复折磨了三个多小时,逼问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终咬着牙关没有说。
   丁延后来参加广州法会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后被关押于石家庄、保定的监狱,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

任重道远

   广州法会第九天,警察突然闯入平姐她们的住处。当时房里只有她一人,警察将她铐在警车内,然后在屋内等着其他人回来。她想办法褪掉手铐,从警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来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后,广泛联络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间租屋内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几次法会的录音上了《明慧网》,影响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炼功,令某些当权者大为恼怒。
   公安部门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监听她们藏身的航天部 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办公楼,她们打公用电话时被发现,于2000年农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在不知何方的监狱;小梅被判五年,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关于沈阳第二监狱。
   后来我又到那间租屋去过几次,见到很多各地来的功友,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法会。许多人准备除夕夜去天安门请愿,我则安排带女儿回四川老家探亲、过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带着女儿上路。时值春节,外地民工都要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车室里,密密麻麻好几千人,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检票口刚开,这些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前涌去,唯恐占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没有地方放。我望着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为什么忙碌终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
   我想起老师谈到我们这一亿先得法的人,曾说过:我珍惜你们,比你们珍惜自己还要多,你们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做得够吗?我们当得起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远」四个字,第一次体会菩萨看众生落泪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须为这些生命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逃与不逃间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与父母说话,电话就刺耳地响起来。是北京长途,牛军要找我说话!
   「你认识尤敏吗?」
   他怎么知道尤敏?「认识。」
   「认识肖
   雅吗?」
   「认识。」
   「1月19日你带她们去哪里?」
   我想起我带她们去张小梅的那间租屋参加法会。
   「对不起,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是吧,你等着,我马上就让当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父母惊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却愁着还没见到妹妹,带来的广州法会资料怎么给她。
   母亲找出三件毛衣,两条毛裤,一件棉大衣让我穿上,说拘留所很冷,警察说不定还会打人……。
   我全副武装,将母亲找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发等着。窗外大雨夹雪,天气很冷,空气透着一股凄清。
   女儿坐火车太兴奋,没好好睡,这时还没醒。看着她的小脸,我想交代母亲两句,让他们将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写作业,又觉多余,什么也没说。
   等到中午,警察没来。我躺在床上午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乱想:「我干嘛那么傻,等他们来抓我?我跑掉呢?他们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来,我就只能过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迹天涯吗?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也下不了决心。
   就在逃还不逃的思想斗争中,我在家又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军又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北京,我告诉他十天后,他要父亲听电话。他对父亲说,考虑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来抓我了,让我在家好好过个年,要父亲好好开导我,有什么事回北京再说。
   不抓我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母亲推论,公安局到别的地方办案,需要当地公安配合,临近年关,很多案子需要结案,杀人案还破不了呢,又没什么大事,肯定这里的公安局不听北京的;不说别的,这差旅费归谁? 
    我大松一口气,至少可以不用决定逃走还是不逃走了。
   那个年过得稀里糊涂,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么心思过年?

善的力量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诉我,我头天刚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门,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说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门拉开一面「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被抓后,我就被暴露出来。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几次大型法会召开地点,于是我成了一个重要线索。
   先生告诉我明天须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开会地点,可能就不会把我怎么样,否则就难说了。
   从这时,我与先生发生重大分歧。他主张我说出来,他说那间租屋的功友应早已转移,他们能拿一间空房子怎样?我说会罚房东钱,他说罚多少钱我们给他补上,不让他受损失就是。不说的话,我就会去坐牢,何必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但我内心却有个感觉:这场镇压毫无由来地荒唐,我凭什么要配合?这是一个原则和态度问题。再说那房东如果也是炼功人,一定会受牵连;而平姐、小梅她们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也必须保护她们,我当然不能说。
   我与先生争执很久,第二天一早终于做出一个介于「逃走」和「不逃走」之间的决定。也是机缘巧合,那时我们新买的房子刚装修好,公司又决定调我到新部门。于是我匆匆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离家,一个人住到什么家具都没有的新居,请同事不要告诉警察我的去处。
   一星期后,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来王彬是谁,心想莫非是哪次聚会见过的功友,便给他回了电。
   谁知王彬是个警察!三十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开往拘留所的警车上。
   快到拘留所时,王彬突然问我:「知道政府为什么那么怕你们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个功太真了,你们太有凝聚力了。」
   「是吗?你看过《转法轮》吗?」
   他苦恼地说:「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说不定就看进去了,可现在我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总想从书中找怎么对付你们的办法,就看不进去了。」
   车到拘留所,王彬有点抱歉似地说,现在抓的法轮功人员太多,最近刚成立法轮功专案组,他不是专案组的,只得将我交给别人。
   我说:「没关系,如果方便,请给我爱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点日用品来。」
   接下来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审我的地方转悠。第一天他问我:「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
   这时提审正逼我说法会地点,我很想讽刺他一句:「王彬,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 我立刻感觉自己这一念含有怨气,而怨气就有恶的因素,不够纯善的标准。我忍住了,只淡淡点头:「送了,谢谢你。」
   第二天他又来,还是同一句话:「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时我看出他为了抓我来而难受,想道歉又无从说,只好把问过的话再问一遍。我还是点点头说:「送了,谢谢。」
   第三天他带着一条警犬来,逗一会儿狗后,他又问:「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次他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我低下头没有答话,想起老师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约束了怨气,没有恶语相向,反而让他为自己的恶行后悔难受。

逼供

   一进拘留所,「法轮功专案组」的张强、马英,外加他们的科长,就轮流不停地审我。第一天,他们「好言」劝我;第二天,他们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将我的传呼机开着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个他们抓一个,抓完了还说都是我「点」 的。第三天,他们整天不让我上厕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时,我一咬牙决定「就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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