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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我到大法



「天体清透乾坤正」

   整个夏天到秋天,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偷偷地炼功,默默地忍受压力与痛苦。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只偶尔跟为数极少的两三人打过电话。
   1999年10月25日,也就是「4.25」半周年这天,快下班时,功友安秀兰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一趟。

   我来到她家,发现已经有十来个人了,除了两个炼功点上的功友,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正在交谈,话题都是面对镇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坐下来,开始讲先生说的一个老农民的故事。他说有个老农民,家里有一把破旧的小提琴。有位提琴收藏家发现这把琴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就说要花多少多少钱买这把琴,几天后来拿。农民一听这把琴能卖这么多钱,心里虽然很高兴,但却越想越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未免太占便宜了。想来想去,这位老农民终于下定决心,买一桶油漆将小提琴仔仔细细刷了一遍。他想:这下总算对得起买主一些了。
   几天后收藏家带钱来拿琴,看到这把油漆一新的提琴,哭都哭不出来;而老农民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花了钱把琴刷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你反而不要了?
   先生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面对政府的打压,我们最好什么也别做,免得像老农民一样把事情做坏了。我一直很认同这个观点。
   我讲完后,一个穿著红毛衣,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的重庆女孩笑笑说,我看到现在的你,就像看到一个月前的自己一样。然后她便开始讲她是怎样在一个月前改变想法,进而来到北京准备去为法轮功上访的。
   她说完后,其他人也开始谈自己的看法。一位长春来的当过警察的学员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带着小孩一家三口进京来上访。
   我坐在他们当中听着,似乎既听不清也记不住他们具体在说什么,只努力试图跟上他们的思路。后来我唯一能记住的是,一个个镇压后发生在他们或其他修炼人身上的故事。
   我听着听着,突然全身一震,脑子像炸了一下似的,一眼就看到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
   不管在此之前我的自我感觉如何不错,我对法轮功的信仰没有动摇过、我还在修炼、我没有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还在坚持炼功,一天也没断过……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而已;而他们却早已没有了「我」,他们已经与自己所信仰的大法融在一起。这就是我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
   看到这点,我立刻认识到我那个保证写错了。作为一个政府,怎么可以那样颠倒黑白、为所欲为呢?难道仅仅因为它手中有权,就可以做任何事吗?法轮功的传出,是国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修炼的人都从中受益,有的甚至获得第二次生命。当法轮功遭受这样的恶毒攻击和不白之冤,我们这些受益之人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还等着谁去说?公安部的所谓六不准通告,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有信仰、结社、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出版等自由的条款,它的制定基础就是以思想定罪,只要沾上「法轮功」的就全部禁止,不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挂法轮图形这样的禁令,无异将中国又拉回「焚书坑儒」的时代。《宪法》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公安部的通告违反《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怎能去保证遵守一个违法的东西呢?修来修去,怎么连这点道理都忘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私」。大难当前,人本能地就是想保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老师所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老师要求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自以为自己很「坚定」,离这个要求却还差得太远。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体社会的道德水准严重下滑,现在「真善忍」的原则被这样恶毒地诽谤和攻击,我们都不出来说句话,又能指望社会怎样呢?修炼人不是讲「善」、讲「普度众生」吗?大难当头,我们一个个都只顾保全自己,「善」在何方?「普度众生」又从何谈起?
   我突然明白老师曾讲过的「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是一种什么境界。如果我们都能把自我完完全全地放弃掉,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于法中」,还会有什么磨难和压力呢?前段时间,我之所以感到有压力、有磨难、有痛楚,就是因为我不肯「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才会感到压力和磨难;如果我们能真正「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情况会怎样呢?宇宙的大法「是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 ,他给宇宙不同层次的众生开创了不同的生命和生存环境,是不败不灭、永恒存在的,我们能把自己融于这样的法中,那还有什么力量能动得了我们?
   当我悟及此理,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自镇压以来一直都能感到的那种压力瞬间不复存在,环境也变了,变得不再让我窒息。我从心底到身体都真真切切感觉到什么是「天清体透乾坤正,兆劫已过宙宇明」 ,是一种那么美好、那么纯净、那么清新的状态,我的身体似乎也化作老师所说的那种「无形的生命」,扩展、弥散到无穷无穷的大,与整个苍宇合在一起。
   我知道,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小我」的突破;从这刻起,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大法融在一起。真能把自我完全放下后,感到的就是一种自在轻松。无私以后,才能无畏。我明白我该如何去做了,我也要站出来维护真理和原则。
   那天我们谈到很晚,直到没有公共交通。我开车将三个住在偏远郊区的功友送回住处。他们在北京郊外昌平县的一个农家小院租了一处房子,好几十人都住在这里。从他们那里,我才了解原来北京附近住着很多外地来的准备去上访的功友。 1999年8月,有关部门曾根据北京市每天卖出的馒头数量,推算当时滞留北京的外地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0万之多。平时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大约是400万。走到信访局上访的平均一天好几十人。只是上访的人都悄无声息地被抓了,然后押回原籍关起来。消息封锁得很严,连我这个北京人都没听说过。后来国务院信访办干脆将门口的牌子摘了,各地警察就在那里守候,来一个抓一个,抓了问明原籍就由那里来的警察负责押回去。

定性升级

   从安秀兰家出来后的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园门口,两眼一闭就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炼功。
   头天晚上刚悟到应该站出来捍卫真理,但并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怎样去捍卫,于是就选择到公园门口炼功——这是我的第一步,至少表示我不怕禁令,不向强权妥协吧。
   说是不怕,我的两腿却控制不住地哆嗦,脑里不断地想象自己被抓的场面。我想起老师说过,怕心也是一种物质存在,那么在那种物质去掉之前,还是免不住要怕吧。
   令我惊异的是,我的心很快就定下来。等到十几分钟做第二套功法时,我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跟镇压之前一样平静做完四套动功,脑海也不再出现被抓的场面。从此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经历再大的事情,再也没有怕到要两腿哆嗦的地步。那种物质就那样去掉了。
   炼完功,我前往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也就是佑安医院——我以前患肝炎就在此住院,病历厚厚的好几本。头一天晚上在安秀兰家,我听说原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成员被关押三个多月后,终于给家人带话让请律师,可能要开庭审理。律师想收集一些修炼法轮功确实有益身体健康的证据,于是我自告奋勇到医院验血,想提供一份修炼后我的肝炎已经痊愈的医学证据给律师。
   我来得太早,医院刚上班,护士还没准备好抽血的工具。我坐在走廊的椅子等着,无意间瞥见旁边一位中年人手里的《北京晨报》,头版头条赫然是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时报》记者采访的讲话,大标题是《法轮功就是邪教》。
   头天晚上我隐隐地听功友说,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可能还要升级,他们要将我们定为邪教,一旦真的公布这条消息,他们立刻就去天安门请愿。
   没想到传言这么快就不幸成为事实。我向中年人借报纸来读,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再也看不清下面的内容,心里钻心地痛。
   我将报纸还了,眼泪却停不下来。过往的病人和医生同情地看着我,以为我刚得知患了绝症。其实疾病早已与我无缘,但这一份痛却无人可告。

投书捍卫真理

   当晚,吴兵再次敲开我们的房门。我知道他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跟对法轮功定性的「升级」有关。
   一见吴兵又上门,婆母忙将孩子拉到另一间屋,自己也避开。
   吴兵又恢复训斥犯人的口气,皱着眉凶神恶煞地问:「还炼着功吗?」
   可是我没有被他吓倒,心中也没有敌意。那刻我的心境像个顽童,很自然就用小孩说一个天大秘密时的口吻,笑着对他说:「我在家偷偷炼。」
   他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他本来预期,我要么说不炼了,要么说我就炼,你把我怎样?我这种态度倒让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响应。
   他愣了愣又问:「刚才的电视看了吗?」
   「没看。」那天先生出差刚回来,吴兵进来前几分钟我们刚进门。
   不用说,电视播的一定是定「邪教」的事。我说没看,他倒不能按他计划的那样,借电视的话来发挥一番。
   他有些泄气,也凶不起来了,绕着圈子说出此来目的,一是因为我在四川的家人也炼功,说不定会有四川来的功友找我,不许我接待他们,二是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不许我们跟他们一起出去「闹事」。
   吴兵走后,他说的那句「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一直冲撞着我的大脑。人家外地的都不远千里来北京,我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只有五站地,我为什么没去?明天我要不要去?
   我问了自己一万次,还是做不了决定,下不了决心,心里像塞了好多烂棉花堵得出不了气。
   那天晚上北京刮着六七级大风,吹得鬼哭狼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做着激烈的斗争,快天亮才好不容易入睡。可是我睡得一点也不安稳,梦见自己在一间着火的屋子,惶急地拿着灭火器四处乱喷。
   醒来后我终于咬牙下了决心:去天安门!就是今天!
   我从床上爬起来,比平时多穿了些衣服,又找了一件白色T恤衫穿在最外面,放了一支毛笔在包里,准备先到办公室料理「后事」,然后在衣服前胸写上「真善忍」,后背写上「法轮功不是邪教」,再穿上这件T恤衫从办公室步行去天安门。我的思想像野马狂奔,边奔边想:「就是今天了!豁出去了!」
   先生看见我的神情,什么也没说。我们开着车一路无话,快到公司时,先生才开口道:「今天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这样去不是去送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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