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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谁控诉?——湖北省钟祥市航运公司职工维权纪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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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谁控诉?》第四章 谎言编织的童话
·《我们向谁控诉?》第五章 妖风阵阵
·《我们向谁控诉?》第六章:欲盖弥彰的财产清算
·《我们向谁控诉?》第七章 没有竞争对手的拍卖
·《我们向谁控诉?》第八章:空手套白狼
·《我们向谁控诉?》第九章 不公平的财产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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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制造了中国虚假的经济神话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几乎控制了中国政坛的所有最高权力,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理论,“摸著石头过河”、“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是所有经济理论的经典,不可否认的是,他将中国社会从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从而进行了有限的经济变革,但是,他在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神话”的同时,也制造了中国经济可怕的紊乱。邓小平时代,是中国进行政治民主变革的最佳契机,他曾亲眼目睹了暴君毛泽东政治运动的荒妙与惨绝人寰,他也清楚地知道,中国不进行政治变革、实行多党制的民主体制就没有出路,但是,在他这一代人身上,他不希望改革,他不想失去来之不亦的既得利益,他公开地抵毁西方的民主制度,嘲笑西方的三权鼎立,因此,他逐步实施了一手软──政治建设、一手硬──经济建设的蹩脚理论,在他的理论下,中国进行了经济运动的尝试,在二十多年的运行中,中国天方夜谭似的经济神话掩盖了政治的黑暗,虚假的繁荣助导了执政党的腐败盛行,邓小平理论在制造了中国虚假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同时,阻拦了中国进行民主进程的契机。邓小平一方面实施他的异想天开的经济理论,一方面残忍地打压异议,他不仅制造了北京西单民主墙事件,而且亲手导演了八九年六、四惨案。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首先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的思想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举国上下的经济环境变成了一个冒险家的试验地,在利益团体相勾结的经济领域里弱肉强食,有序的经济秩序被破坏殆尽,违背价值规律的各项经济政策不仅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做为代价,而且使人们的道德观、伦理观全面丧失,一部分希望“先富起来”的投机者,是踩著工人、农民工瘦骨嶙峋肩膀、不择手段地攀著与当地地方官员所给的政策优惠而爬上了红色富豪的行列,而如今,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资源、财富,被全国不到百分之五之内的人所控制,这就是“先富起来”理论的臆想。严重的两极分化就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晶,“先富”理论不仅没有缓和中国的社会矛盾,而且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

   创造沿海经济特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实行经济变革的又一重要思想理论,深圳、海南、珠海、上海浦东等地是这一理论的试验地,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放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女人的小脚,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地闯,深圳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胆子要大”是邓小平实施经济改革的赌徒思想,既然胆量大了,什麽事情也可以做了,所以,在深圳、海南等地的“试验”田里,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都打上了金钱的烙印,“一切向钱看”是沿海城市创造奇迹的润滑剂。

   首先,政策倾斜拉大了内地与沿海城市的发展距离,当初,沿海地区廉价的土地资源、低税负和低廉的外用劳力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冒险家跃跃欲试,疯狂而至,其次,资本金的大量流入形成了内地与沿海地带巨大的差距,内地的经济发展与沿海地带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地陆地区各省、市官僚机构投入重金到沿海城市,倾其资金到沿海地区办工商业或实体,聚集全国的财力发展沿海经济,才有今天沿海地区经济带的产生。沿海地区“有钱好办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商业逢勃发展的后面,使有了“胆子”的官员与商人的胃口愈来愈大,“胆子要大”的鼓动是更多的官员利令智昏的见钱眼开、打著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敛财,商人不择手段地钻政策的空子、拉拢腐蚀地方官僚,用他们手里的钱,买官僚手里的权,再去赚更多的黑心钱。与此同时,内陆地区还保持著原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格局,原地踏步,经济发展举步为艰,可以说,这些都是邓小平“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创造的奇迹。

   “摸著石头过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在他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在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走了无数个弯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错了再来”使各级官员可以不负责任的进行各种经济“尝试。”既要“胆子大”,又可以不负责任的“错了再来”,白痴都愿意去做,更何况是拿著国家的钱、人民的钱财去尝试?于是,各地区各部门从制订政策到实施步骤,从投资开发到经济领域方方面面的动作,都有极大的盲目性、随意性,“想到哪做到哪”是官员们执政理念,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官员们将国家财政整空了,将人民整穷了,将资源整枯竭了,

   没有监督制约的政治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项经济政策也好,还是重要的专案投资也好,往往是昨天当政的张三推翻了前天当政者的政策,今天,李四又废除了张三的政策重来,有限的国家财力在官员们手里打了一个又一个水漂,交了一次又一次的学费,有限的地方资源被白白浪费。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邓小平首先投给农民的甜饼,也是鱼饵,当初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使一部分农民短暂的时间里得到了一些实惠,但是,很快的,农民发现被愚弄了。第一,人多田少的局面使农民种田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有的连温饱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有限的土地资源使农民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第二,农副产品的价格受政府控制,各地的粮食部门、棉花公司、商贸部门形成一道道关卡,将农民自主经营的权利逐步进行剥夺;第三,苛绢杂税逐步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庞大的地方官僚体制如狼似虎地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抽筋吸髓,农民与政府组织形成对抗性的矛盾;第四,农民被无形地列为二等公民,不仅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处处受到歧视,可以说,邓小平的农村经济政策是毛泽东时代伤害农民的继续。农民并没有在他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解放出来,相反,农民群体被推向了孤立无助的境地。

   邓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理论在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正是在他的经济理论的诱导下,长了一部分贪官污吏的胆子、灭了工人农民的志气,肥了少数胆子大的投机者、掏空了国家的财富,邓小平创造的经济神话的美梦还在延续,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中国官方大肆宣传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要拼命维持这一政治格局,他们要将邓小平理论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护身符”。

   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帮助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苟延残喘,但是,邓小平的经济政策造成破坏的后遗症将贻患无穷。他制造经济改革的“大蛋糕”,是苦涩而难咽的,不幸的中国人民将一代一代地、一点一点地艰难啃噬。

   2004年8月22日星期日

   --源自《议报》1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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