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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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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管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

经过四十多年违背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中国领导人痛苦地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路,然而,十多年的运作来看,由于从孕育到分娩就发育不良,在权力资本支配下生産出一个扭曲变型的经济体制,权力寻租与经济秩序的混乱是十年改革的派生物,市场经济发展到哪里,扭曲的经济形式就在哪里诞生。

   职能部门本位倒置的管理与服务,普遍存在著只收费不服务,是制度的怪胎。

   衆所周知,中国有著庞大的职能管理部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员娇健的身影,从事经营的企业也好,个体门店也好,都有他们的频繁“光顾”,然而,他们除了理直气壮地要钱收费之外,服务都是幌子。

   1、行业职能管理部门只是起到了为虎作伥的破坏作用,哪里有管理,哪里就有千奇百怪的收费,哪里的市场就是一片紊乱。现阶段,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管理的有工商、技术监督、物价、财政、国税、地税、审计、卫生、土管、消防、环保、城建、交通达二十多个部门,而这些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收取税费及罚款任务,一个政策多付面孔,管理仅是手段,收费罚款才是目的,收费罚款大于税收。

   由于职能管理部门养活著好逸恶劳的庞大队伍,这些人员都是握有权柄的“公仆”们的七姑八姨,甚至是狐朋狗友,单位要发工资要发福利,财政拨给的是有限的经费,这些单位只有在收费罚款上做文章了,于是,各职能部门对内部都下有收费罚款任务,行管人员完成了收费、罚款任务,既得工资又奖金,又受到领导的信任。所以,对经营者强讨恶要,敲诈勒索就习以为常了,在很大程度上,生産经营者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应讨职能部门的检查、评比、验收、收费、罚款等工作,企业法人也好,私营老板也好,整天被搞的焦头烂额。

   2、 职能部门互助扯皮,遇事踢皮球。由于政出多门,加之在操作执行过程中重管理轻服务,重收费罚款,轻执法程式,当生産经营者为了一份表格、为一个公章、为了一个证件找上门去,办证、産品外销、産品出口、贸易出证、官司作证等,这些高高在上的职能管理人员又是另一付面孔了,相互推诿,尽量回避,不原意“惹麻烦”。致使生産经营者无可奈何,耽误生意机遇的现象司空见惯。

   3、 管理者是权贵阶层的代表,他们在制造不平等的市场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灾难。各个职能部门就是一个利益团体,管理许可权就是一条财源,并想方设法的变换著手里的权力捞取资本──也叫权力寻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要送钱送物打通了管理者的关节,再危险的投资生産也报批,再违法的专案也同意上马。全国每年数十起小煤矿的矿难就是证据,不法投资者只要送上钱去,当地的管理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就发证了,或者说默许生産了,在这个背景下,井下灾难就孕育了,农民工在没有生命保障的井下痛苦的呻吟,是这些管理者听不到的。生産有毒酱油、有毒白酒、“杀人奶粉”等五花八门的劣质産品遍布全中国,其主因是管理部门与生産者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打假部门是在“假打”,所以,才有千百种僞劣産品充斥市场,要说千百万无辜的民衆和孩子都是劣质商品的牺牲品,毋宁说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

   由于假冒僞劣産品充斥市场,一些生産合格産品的企业,産品被“假冒”被侵权、被抢占市场,反而投拆无门,打起官司的时候,生産假冒産品的地方法院、公安、工商等部门设置种种障碍进行干扰,处处保护本地生産假冒僞劣産品企业的利益。“杀人奶粉”案还没有结束,有毒瓜子又接踵而至。因此,假货市场永远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怪胎的産物之一。

   行业管制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就像一个毒馏,根深蒂固地生长在经济领域的机体里

   本来,行业管理是维护市场经济运作为目的,但是,由于寻租的渗透、制度的作孽,行业管理就成了行业霸道。

   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良性互动的经营环境。自从市场经济的模式在邓小平时代确定以来,权力“寻租”就到了无空不入的地步。有多少市场,就有多少权力部门的“渗透”和干预,形成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本土观念”,哪个管理者手里有政策、有资源,就有滚滚不断的财源。建筑业、道路开发等固定资産投资几乎全是强权部门的操作,黑箱运作都是披著法律程式运作的晃子,只是把黑箱操作的过程更合理化、合法化,最后是谁的权大、谁的关系硬、谁的红包塞的多就由谁来承建。

   权力的操作无所不在,大小城市铺天盖地的餐饮、宾馆、夜总会、歌舞厅、桑拿中心、发廊等等服务业也是与权势部门联姻的结果,哪家服务业娱乐业有后台、有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保护”,哪家的生意就好做,相反,那些没有关系、没有后台、没有权势部门的保护,即使服务质量再上程,也没有人去光顾。所以,各地的服务业、娱乐业大多是当地政府官员、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的亲友开办的。

   每一个管理部门都是靠操作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市场,谁有了管理权就有了操作权。车辆交通事故本来是人所不原的事情,但是,只要车的主人遇到车祸,交警部门就要“宰你没商量”了,交警部门对肇事的车辆一律规定到指定的车辆修理厂修理,否则,事故纠纷就不给处理。受伤的人员到指定的医院进行医治,别的医院的治疗费不认帐。肇事者也好,还是受害者也好,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其结果是:修理的费用要比别的修理厂家高出数倍,伤亡治疗的费用比别的医院高出几倍。

   正是在管理者口口声声以“管理报务、优化市场”的种种理由下制造了不平等的市场。卫生部门为了打压收费低廉、抢占了大医院市场量的个体医院,更是在办证、验证、药品检验上出难题,在资格论证上做文章,一部份个体医院、私营医院只好关门停业,把市场让给收费昂贵的大医院。

   垄断型行业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现在还有多少垄断行业?算起来就多了:广播电视、报纸、电力、电信、银行、烟草、盐业、铁路、航空等等,这些垄断型行业是靠中共所赋予的权力,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一个腐败成灾的利益集团。

   从大衆传媒衆来说,广播、电视和报纸整个领域都不存在竞争,报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都是强制发行,强制订阅,哪个部门的权力大,哪家的报纸就发行量大,其他非官方报纸很难进入机关团体;广播电视的收视收看严重受到干预,很多地方都投入大量的资金购置了干扰器,个人购置的锅底天线被认为是非法,逼迫市民安装有线电视,并花样翻新地配置解扰器,不出钱就不能收视。

   控制传媒的目的是干预民衆的知情权,是用愚民政策达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效果。

   交通运输业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刀切收取养路费的标准始终困扰著车辆正常营运,跑不跑都要交养路费已成为惯例,车辆费改税千呼万呼不出来。交通部门靠收养路养活著庞大的闲人队伍。一直以来,车辆行路与交费不是一个权、责、利的关系,是等级观念和社会不公的集中体现,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的农民的拖拉机,走在坑坑凹凹的土路上没有哪个部门过问该不该修路,只要行驶到公路上去一次,逮住了就要扣车交养路费,客货车辆只要一个月不交养路费,交通部门逮住了就是扣车罚款。但是,每一个县市成千上万的官员专用小车,跑的都是最好的路,养路费都是全免或是减半交纳。不交税费的官员的车辆行驶的是最好的道路,而交了营运费用、养路费的车辆行驶的是最差的道路,歧视性收费使客货车辆的负担都转嫁到工人、农民头上了,制度的不公生産出交通运输市场的混乱局面:车主只有在拼命超载上做文章。其结果是交通事故频繁,道路寿命减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的车辆逐年进行更新,名车名牌的车辆遍布大街小巷,城市的道路越修越繁华,路面愈来愈整洁,而农村的乡村公路越来越破乱,越来越没人护养。强烈的反差,行车与养路哪有市场机制可言?

   牢牢控制在手的电力、电信、烟草和盐业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须品,这些管理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受益者,特权管制牢不可破,由于没有竞争,也就成为腐败的瘟床,内部机制循规蹈矩,一团死水。国家的资源通过这些管理部门一级一级的操作,价格数倍地攀升,就拿电力来说,生産一度电的成本只有0、1元人民币,而到了消费者那里就变成了每度0、6元,有的地区达到每度1元人民币,管理者是公开的谋取牟利的利益集团。在没有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这些部门坐收渔利。

   中国的人寿保险、财産保险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骗子公司,普遍缺少诚信,强制保险已形成习惯,中小学生的人生安全保险都是学校的行政指令买保,车辆保险都是交通警察强制买保,对其他人生安全保、个人财産保险,吸纳买保时花言巧语,保险赔付时不履行责任,千方百计欺骗、愚弄投保人。

   主要的资源性行业都控制在好逸恶劳的官僚机构中,养活著从上到下庞大而臃肿的队伍,那麽,还有多少进入市场竞争行业?按照老百姓的说法,那就只有柴米油酱醋和萝卜白菜之类的进入市场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平民百姓的市场经济,只有为生存而奔波的工人、农民才有市场经济。

   弹性税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畔脚石,不平等税负制造出不平等的市场经济

   自从八四年利改税以来,中国又在九四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地方与中央的分税制。运行了十年的情况来看,仍然跳不出任务决定政策的模式,以法治税只是一句空话。

   第一、税收任务支配政策,杠杆调节市场经济不具实际意义。国家确定税收任务的础数的第一前提是上年经济增长比例和上年税收完成比例,每年年初,从上到下都要像分馅饼一样地将税收任务分配下去,从中央到基层征收单位,将税收任务在增长一个百分比的基础上一级一级地分配。省一级的税务局长、财政厅长在北京讨价还价中将任务背回来后,再向县市分任务,在争论不休、斤斤计较中将任务分到基层征收单位,基层征收单位在框框估估中将任务分到各个征收线,各个征收线再将税收计划分到纳税人,这样,一年的税收增长比例就确定了,经济增长也好,还是倒退也好,都要按框算的任务比例执行,完成税收任务是第一要素。作业系统与执行系统完全脱节,政策支配的能力被淡化,任务才是至关重要的,其结果是:政策在前台跳舞,任务在后台操纵,所谓的严格执法,都是纸上谈兵。

   第二、富的地方越富越收的少,越少收越富;穷的地区越穷越收的多,越收越穷。大中城市、沿海地带的纳税人与内地中小城市的纳税人的税负差别巨大。由于任务的支配作用,大城市与小城市、沿海与内地的税负存在著严重的不平等,执行系统的基层税务机关都是围著任务转,完成任务是各项工作的保证,完成了税务任务,就是一俊遮百丑,完不成税收任务,那就吃不了兜著走,税务部门的官员不仅要受批评,而且是乌纱帽不保,因而,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税源丰富的地方与税源枯竭的地方有著千差万别的征收区别。富裕的地区不仅政府的日子好过,税务部门的税也好收,当地的税务部门在任务的框架内对大量的税收流失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大量偷逃税的现象层出不穷。轰动一时的刘晓庆、周正毅涉税案就是例证,在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才查出他们每人偷税千万元的事实,要不是高层领导人亲自过问这些“红色富豪”的案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税务机关根本没有能力查实其偷逃税问题,由于完成税收任务起支配作用,只要完成了任务,所谓的严格执行政策也就是表面的了,税收的跑、冒、滴、漏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城市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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