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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东长达八年作案说明了什么?

   近日,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余振东“归案”的消息,普遍只报道抓捕的过程和美国移送的经过,《鲁中新闻网》、《焦点访谈》等媒体这样报道说:“几年前在广东开平发生了一起涉及4.82亿美元的惊天大案。三名银行行长一夜之间全部神秘失踪”、“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开始使用计算机联网管理的第四天,发现4.82亿美元的缺口,当晚,该行前后三任行长痛失神秘失踪。”、“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的领导,向公安厅报案,缉捕行动迅速展开”、“案发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迅速协调广东省公安厅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江门和开平市100多名警力,制定了详细的侦查方案,在国内开展了紧张有序的侦办工作,先后对涉案的30余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作为负责境外缉捕具体工作的总指挥,两年来为了这个案子七次前往美国,有时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有时两天就一个来回,深知其中的艰辛。”

   这种报道撇开余振东等人作案时间、作案方法、作案内幕,将民众的目光吸引到办案过程中去,回避了这个制度千孔百疮的漏洞。

   余振东等人先后历时八年的作案时间,一直到三个人“神秘失踪后”,才发现银行里少了4.82亿美元的“缺口”?这是多么迟钝的反映机制?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任行长“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开平中行客户名义,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行资金,并导致亏损1亿多美元。之后三个人又联合起来,先后从联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并转至设在香港的潭江公司等名下”、“他们将大部分资金非法转移到中国香港后,或购买房地产,或炒卖外汇、股票,或到赌场挥霍,或通过赌场洗钱,将赃款进一步转移到海外。他们仅在中国香港就疯狂购房置业达13套之多,市值数亿港币。为了转移资金,他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洗钱程序,先由内地转往中国香港,在中国香港设立公司洗黑钱,再流动到加拿大、美国。”

   请不要忘了,这三人都是开平的行长和副行长,这4.82亿美元的款项转动要经过很多手续,要经过银行的数十个关卡,但为什么每每顺利得手呢?余振东自己都承认:“多次成功应付有关检查,也增强了侥幸心理。三个人盗用银行资金多次,没有人发现,就是表面工作做得比较好。”余振东等人主要是利用资金再投的时间差这个漏洞来占用资金。如果遇到上级检查,就以窜改账簿、传票及原始凭证等办法轻易瞒过去了。

   试问,在余振东等人做案的过程中,我们有多少监督机关可以发挥作用?从广东省的中国银行到开平市的审计、监察、反贪局,从新闻媒体到开平银行内部,有无数个监督机关和管理机关,但这些机关都是聋子的耳朵──形同摆设,都在做著各种表面文章。在民间,又将这满街乱窜、穿著制服的公务员形容为拴在桌子下的猫──只看长官的脸色行事,只能在桌子空的范围内抓老鼠,或者到指定的范围内抓老鼠,不能有任何出格的行径,要是有超出范围的现象,就可以叫这些执法人员吃不了兜著走。因此,从上到下的纪检、监察、审计及反贪局的职员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都在文字堆里、数字堆里做著各种游戏。

   职务犯罪到处泛滥,其原因之一是缺少舆论监督,新闻不自由,从中央到地方,千百种报纸,千百个广播电视台都是一片赞许声,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报道官员们的“丰功伟绩”,对于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丑闻哪敢报道?哪个管新闻发送的官员又能容许报道?

   第二个原因是机关内部的人浮于世,麻木不仁,工作没有责任心,职员之间普遍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养尊处优的白领阶层几乎都是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一张报纸一杯茶,办公室里笑哈哈”,只要每月工资到手,就是金库被盗空,又与自已什么关系呢?

   第三种原因是官僚体制的尊卑观念根深蒂固,在长官意识盛行的机关团体,普遍都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状况,不听领导的轻则换岗,重则下岗,领导一句话,一个脸色就是命令,下级哪敢不执行?开平中国银行内部职员即使是发现了巨大的帐面漏洞,只要余振东等人一句话,哪个下属哪敢顶撞?哪个职员愿意无事生非自找麻烦?所以,在这种落后的制度下、在这种名存实亡的监督体系中、在这种腐烂发霉、污秽不堪的管理模式中,余振东等人处处得手,长达八年的作案过程中风平浪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2004年5月14日于广州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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