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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谁控诉?——湖北省钟祥市航运公司职工维权纪实(目录)
·《我们向谁控诉》第一章:纤绳文明
·《我们向谁控诉》第二章 共创辉煌
·《我们向谁控诉?》第三章 哭泣的汉江
·《我们向谁控诉?》第四章 谎言编织的童话
·《我们向谁控诉?》第五章 妖风阵阵
·《我们向谁控诉?》第六章:欲盖弥彰的财产清算
·《我们向谁控诉?》第七章 没有竞争对手的拍卖
·《我们向谁控诉?》第八章:空手套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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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留下的顽疾中国(上)

   江泽民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像他的两位前任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的功过也不会真正得到评说。但是,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甚至是用谎言掩盖历史的民族,是危险的民族。江泽民主政中国十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如白驹过隙,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制造了一个百病丛生的中国,而江泽民不仅没有对症下药医治中国社会的疾病,反而使各种病症变本加厉,成为无可救药的顽疾。

   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到二十世纪未,中国没有一条不受到污染的河流,没有一块完整的原始森林。在江泽民执政的短短十三年时间里,储存在大半个中国东部的矿产资源、煤炭资源、森林资源都惨遭毁灭性破坏,掠夺性滥坎乱掘现象令人发指,发掘资源的利益所得,一半流进了投机者的腰包,成了红色富豪,另一半成了地方官员的“囊中物”、“盘中餐”。

   八十年代中期,在邓小平的“摸论”和“猫论”理论的鼓动下,凡是有资源的地方,各地的官员跃跃欲试,投机者一拥而上,从开掘到加工一条龙经营。到了江泽民执政的九十年代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地方党政部门兴办的小煤矿、小磷矿、小铁矿、小磷肥厂、小造纸厂、大理石厂、木制品加工厂、石料加工厂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资源越丰富的地方,冒险家聚集的越多,只要手里有钞票,就能打通政府官员及执法部门的关节,就能办到控管严格的证照,堂而皇之地进行开采或加工。

   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四川等省份的煤炭、矿石资源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差,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还是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到了八十年代末,还没等老态龙钟的国有煤炭企业、矿产企业走进去,一些胆大妄为的个人已经捷足先登了,办起了小煤矿、小磷矿。那些矿老板、煤老板请来一批靠卖苦力养家糊口的农民工,用简单的开采工具就大肆的开挖起来。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地下水贫乏,简陋的设施无法进行合理开采,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近百处煤矿、磷矿、铜矿、铝矿滥开垦的面积达到82%,而回采率不到20%,煤层厚度6─7米,实际只采回2─3米,一旦地下水泛滥,或是遇上岩层便废井,另开窖洞,重起炉灶。

   由于管理混乱,每一处有资源的山林湖泊也好,平原良田也好,到处都是狰狞可怖的洞口和堆积如山的废料。矿老板们撑饱了口袋走了,地方官员填满了腰包早溜了,爆废的山林成了虫鼠横行、鸟雀筑巢的场所。而另一处的地下宝藏又热热闹闹的开始挖掘起来,向下一次的毁灭走去。

   矿产资源的挖掘触目惊心,森林资源的破坏更是令人发指,惨不忍睹。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鼓动下,各地官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为只要经济指数上去了,工业产值提高了,就是衡量官员们“政绩”的主要标准,不仅可以吃、拿、卡、大发横财,而且可以升官。一时间,各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木器厂、竹筷厂、小纸厂、中药加工厂等等乡镇企业热火朝天的办了起来。在新办的企业里,参天大树、千年松柏都被制成了粗制滥造的木夹板、木地板、木筷子;名贵树种、树皮、菌种,制作成了中药、补品,供官员们和有钱人滋补养颜;百日红、香樟、银杏及千年古松成了大城市有钱人别墅门庭里美丽的“风景线”,有的制作成了盆景。挖掘者从深山老林到城市繁华的都市,从开挖到销售是一条龙的队伍,都是官方发给营业执照、允许经营的业主。山林一片狼籍,没有多少人对这种生态破坏发生争议。

   森林破坏了,矿产资源毁灭了,这些都只是生态破坏的第一步。那些磷肥厂、造纸厂、药材厂等等成千上万家不能达到环保要求的工厂排出的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肆无忌惮地流进了湖泊,接着就汇进了大江大河。长江、大运河等十三条大江大河,洞庭湖、太湖、洪泽湖等九个大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淮河流域工业废水大量排放,某些地区河面油污火苗就可以点燃,水面燃烧已经成为全国水污统计项目之一。苏州河已经成了黑河、臭河、死河。珠江水系,加上海南岛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大河是青主月流水。许多排污物进一步抬高了河床,成为“悬河”之险。吞吐长江的“八百里洞庭湖”,近二十年来面积与湖客减少了40%以上,鄱阳湖的巨大鱼库已经枯竭,这些灾难如德摩克利之剑悬在中国人头上。

   官商勾结的圈地运动

   中国人对土地的热衷由来已久,“圈地运动”是过去士大夫、宦官的绝活,有了土地,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土地投机成为腐败制度下权力寻租的历史条件,而通过土地进行权钱交易,又是经济租金的基础手段。仅仅十多年时间,中国已有五十个香港大的地盘进入权力寻租范畴,被成千上万的官商勾结、谋取暴利。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伸延的同时,官员们的财富值也跟着增加。成交一块土地,掌握批地权的官员一次性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城镇土地成了冒险家进行投机钻营的主要目标,获得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权钱交易。炒卖土地自然需要资金。银行对于民间借贷有严格的规定,正是被拒绝在合法的渠道之外,才有银行部门与有钱的商人的法律游戏,使不合法的借贷合法化。违法炒卖土地和违法超贷使“红色富豪”一个接一个诞生。

   土地被权贵侵占的同时,部分发达地区给城市居民一些补贴。街道居委会靠着这些土地补贴,养活本地整个村子、整个街道的“剩余人口”。据统计数位显示,每个城市的周边地区,都有大批计程车地被占的“剩余人口”。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剩余人口”的族群达数十万人,小城市也达到数千人,甚至过万人。这些,是江泽民时代留下的又一社会顽疾,是胡温体制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

   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不难否认,江泽民时代产生了一些诸如周正毅、赖昌新、钱永伟之类的红色大富豪,他们要从心眼里感谢江泽民的伟光大,但是,与红色富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大、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资源被控制,工厂一个接一个倒闭,下岗工人逐渐增加;土地被占,没有田种的农民进一步多了起来,这就是江泽民创造的“小康生活”的神话。大多数的下岗工人、农民唯有进城给控制资源和财富的红色富豪们卖苦力才能生存。从九十年代开始,无数的下岗工人和农民成群结队的涌向城市。但是,多数的工地和工厂不是人满为患,就是不能容纳那些一无文凭、二无专业技术,更主要是按工厂的标准“超龄”了的农民工。

   那些“超龄”的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泥瓦匠的活儿后,只有到生命没有保障的小煤窖、小矿洞去为私营老板挖煤、挖磷矿。那些卖苦力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命就像是路边的小草,任凭自生自灭。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煤矿、磷矿经曝光的矿难达三百多次,死亡达两万人以上。每一次矿难,最少死亡两个人,最多的是去年陕西省陈家山矿难,死亡达一百六十余人。留下了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妻子儿女,他们对死者的死因都无法弄清楚,一级一级强权势力将矿难紧紧地隐瞒着。

   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的说法,中国的弱势群体分为四部分:一是下岗工人,女工多,年龄大,知识层次低;二是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家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三是进城农民工,他们没有享受到城里劳动者同等的待遇,劳动权不受保护的人;四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种说法虽然有理,但是,他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些弱势群体是如何造成的?毋庸讳言,多数弱势群体是江泽民时代的制度产物。

   源自《动向》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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