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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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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残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国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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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一、曾宁:商战-和平年代的最高政治形式

    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大国间的搏弈总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 商战,则是和平年代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

    十九世纪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的论断使得20世纪的不少名人如邱吉尔、斯大林、毛泽东等等纷纷膺服,并以各自的战争论述和实践为此作了精采的注脚。然而核武器的出现,既使二次世界大战得以尽快结束(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又使得人类关于战争的理性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德裔美国人亨利·基辛格认为,可以使敌对双方相互毁灭的核战争将没有胜负之分,核武器时代核大国的外交政策等政治行为是以制止核大战为目的来谋取人类和平发展。当然,他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和平发展。他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指出,远见的政策不是极端的政策,而是靠核大国的政治领导人统筹协调军事、外交、内政等相互联系的各种力量来加以支撑的。他藐视西方过于强调物质作用的唯物质论(即迷信先进性的武器、技术等)。不幸的是,同为美国人的拉姆斯斐尔德没有从基辛格的理论和越战中受到启发:先进性的武器等物质力量固然可以摧毁同样迷信物质力量的伊拉克独裁者,却不能以一个民族的意志为敌,何况是有着千年文明和悠久历史传统的伊拉克民族。

    基辛格代表着核武器时代不同于克劳塞维茨等人的新战争观。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论具有绝对性,他们只是在向人类贡献一个又一个相对真理中,与人类的实践和发展相伴而获得永恒;他们只是启发着后来者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去思考;他们只是启发着后来者去发现新的真理;因此,探讨和平时期(不等于没有利益的竞争、斗争或局部战乱)的世界国际政治,并不必然和战争、甚至是核战争联系起来。或者,我们会发现人类以另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经济竞争,实现了和平时期政治的最高形式。这无疑是人类对世界大战的反思、对其本质竞争性的利益追求的理性升华。

    而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核大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是必须成为当代人类最高理性的代表者,他们既要促使本国的繁荣发展,又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国际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因为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牵一发而动全局,亚洲金融风暴就是绝好的证明。

    因此,早在十八世纪拿破仑就指出,军人不管道理,只知武力;除武力外,不知其他,并以武力衡量一切。而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的文官注意为公众谋利益。军人的特征是总想独断专行,而文官作事一切均需要讨论协商,讲究真理,诉诸理性。毫无疑问,文官是要高明得多。拿破仑的明智之见早被中外历史乃至今天仍在战乱中的少数非洲国家的状况所证明。无独有偶,美国的战略学家、耶鲁大学和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伯纳德·布罗迪在一九七三年写的《战争与政治》一书中,也提出文职人员要继续严格控制军队。因为,士兵和将军的技能、才能不等于战略家的运筹,前者是通过正确的领导与训练而成的。而文职领导人必须承担确定国家最终目标和制定战略的重任。

    因此,今天世界虽达不到化剑为犁、废止干戈的时代,但各国的军队走上职业化、国家化却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虽有两岸分治的特殊状况,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有制止军阀割据、将军队置于政治集团领导之下并向军队现代化过渡的传统。这也是国共两党能肩负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责任,坚持抗战到底的先决条件之一。因而,今天中国两岸的军队仅仅是也只能是保障中华民族和平民主、统一崛起的盾与剑,是置于中国有政治远见的以民族复兴、人类和平为已任的两岸政治领导人统率之下,为中国人民所拥戴、所供给、所监督的走向正规化的武装力量。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公开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并转述毛泽东的话,如果有一天中国(执政集团)称了霸,就号召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的确,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发展、民族复兴并不必然走西方帝国主义、东方军国主义以军事扩张为国内垄断资本开辟殖民市场的老路。如果中国有一天背弃对外主张和平、对内共同富裕的信念,国内政权被私人垄断资本及特权新贵所操控,以鼓吹种族主义、狭隘的民粹主义转移国内危机和矛盾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必然会遭到世界各国的遏制,也必然会遭到国内受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更会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以和为贵,既不怕强敌的威胁挑战,也决不把暴力滥施于和平的其它国家人民。中华民族通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赢得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就是绝好证明。

    其实,今天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忙碌的无非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为本国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另一件事是促使本国的经济社会在一体化、全球化的世界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长期增长繁荣。衰退就会引发矛盾、甚至带来动乱。所以,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胡、温等领导人到各国访问忙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找能源、资源,签订双边、多边贸易协定;南韩的金大中、卢武铉前后两位总统不惜屈尊降纡在电视上或出国访问时为本国产业做广告、推销产品;俄罗斯的普京将战略资源石油牢牢控制并在中日之间竞争中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希拉克、施罗德都是本国工业产品的超级推销员;而小布什更是为了避免美国这个金融、军事高科技的经济混合体的衰退、不景气,不惜大发牛仔脾气为中东石油利益一战。果不其然,美国的军工、能源等工业的失业率降低,经济有了3%以上的回升,并且还威慑了诸如利比亚之类刺头"无赖"国家,确保了一霸独大的国际主导秩序,真是"一招鲜、吃遍天"。目前,为了继续保证金融、军工、高科技等垄断资本能持续获取高额利润,还需要在台海之间、朝韩之间、印巴之间、中东等有点钱的地区和国家之间制造热点,好多卖点武器、战机,当然先进性技术得垄断保密,专利技术的红利才能享受得长远。因此,可以说和平时期各国政治领导人忙碌的政治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本国参与世界的经济竞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姑且称之为"商战"。而日本人则是商战高手,值得学习。而台湾执政的政治领导人形式上为了政治而政治化,回避两岸经济在市场一体化中的竞争与合作,最终将陷入被动境地。

    今天无硝烟的商战比之流血的战争,其战略、策略、手段、方法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攻防互动的是各国不同特色的经济社会文化实体,按照大家基本同意的规则,在全球化背景下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譬如WTO规则的行事,中、美、欧为纺织品进出口的设限等攻防互换中,均把规则向有利已方解释为前提,但最终各方还是要妥协到一个各方基本利益得到保障的基本点上。再就是商战中攻城掠地摧毁的只是各类市场,远不似战争哀鸿遍野的血腥。至于破产者跳楼是自己的事或是本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事。如美国金融资本大鳄索罗斯等,搞得亚洲经济烽烟四起、危机重重,然而香港一战碰到香港政府背后的大国强力,便知趣收兵,以求乘中国金融改革、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变动抓住时机再求一逞。在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大国间的搏弈总是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商战,则是和平年代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可以说,美国国内虽有良好的民主机制也难以制衡、约束金融、军工、高科技垄断资本的肆意横行,何况有世界超级第一的军事力量的支撑。因此,国际政治的和平还靠竞争与合作中发展起来的多极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实力来相互制衡、约束,并发展制定出更新的对多数国家有利的国际准则。而指挥运筹这一切的是当今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大有作为的则是当今和平时期的商战战场。

    2005年8月15日写于贵阳南明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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