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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之七/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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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儒家不除,专制坚挺 很多民运人士、信仰人士、文人学者把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再次大沉沦归咎于国际共运对中国的侵害。这在《九评共产党》中显现出来。实际这个结论上是不完全正确的。诚然,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造成自满清以后中国再次大沉沦的直接原因。 (博讯 boxun.com)

    然而,为什么共产党会在中国取胜?为什么中共具有那样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输得那样快?这里面有偶然的因素,如:苏联的产生、国际共运的兴起、孙中山联俄容共的重大失误、日本入侵、蒋介石对付中共一再决策失误等等;这里面也有必然的因素,这必然的因素就是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社会的传统,它们是:

    追求圣王的传统;

    漠视科学技术的传统;

    平均主义的传统(纵容嫉妒心的传统);

    对彼岸世界、神秘现象、未知领域忌讳、逃避的传统(非宗教传统);

    这些传统,特别是追求圣王、漠视科学技术、平均主义三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臭味相投到了极点。

    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把无产阶级中的工人阶级定性为〈最先进、最有觉悟、最大公无私、最团结、最有纪律性...〉,几近完美无缺,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成为革命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国家的领导阶级。实际上,真实的无产阶级并不一定先进,比如,在西方各国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盲目排外丑恶行为,闹得最凶的历来是无产阶级(社会底层大众);工人阶级也远非完美无缺,其身上的贪婪、懒惰、嫉妒、冷漠、残忍等人类的劣根性与其他人群并无二致,而且,因为工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头脑往往简单,更容易被邪恶势力蛊惑煽动欺骗灌输诱惑,做出糊涂混胀的事情,人性中的恶,更加赤裸地表现出来。

    血淋淋的事实多次证明,任何阶级、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一旦执政,只要权力不受到有效的约束,几乎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马克思所吹捧的〈工人阶级〉也是一样。在极度吹捧、拔高无产阶级的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是虚伪的东西,全盘否定英美等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要代之以三权不分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实际上就是以〈工人阶级〉为圣王(集团),认可〈工人阶级〉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这与儒家极度吹捧、追求圣王,认可〈圣王〉的绝对专制权力,如出一撤。

    如同历史一再嘲讽儒家一样,历史的事实早就给了马克思以辛辣的嘲讽:无产阶级革命最有能耐的领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中共总书记中唯一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物-向忠发,却是个无知无才、只知吃喝嫖赌的大老粗,可谓历任总书记中最不优秀者。

    由于否定了〈西方的〉分权制衡原则,马克思呼喊的真实的〈无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无法实现。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政党,出于〈斗天、斗地、斗人〉繁重的、你死我活的恐怖斗争需要,非集中权力不能夺取政权,结果无一例外有奉行一元化民主体制的政党转变为领袖独裁、等级森严、黑箱操作的黑帮暴力政党。自列宁以降,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人成为穷凶极恶、恶甚历代帝王的超级独裁者。

    都由于追求人治而成为专制的帮凶,儒家、马克思主义真可谓息息相通。

    儒家向往〈大同〉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人心法古,人人都符合儒家的标准,如同〈十亿神州尽舜尧〉。岂不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怎么可能人人都符合你儒家标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态,怎么可能自然地形成〈天下大同〉?除非采取专制强力做到千篇一律,否则,社会上涌现的各种思想、学派、流派,必然入野地里长出的各种植物一样,既有花朵、果实,也有毒草、荆棘,怎么可能做到你儒家一家教化天下?可见,儒家的〈大同〉理想,蕴含着强烈的专制实践的意味,通往〈大同〉理想的道路,很难不是一条专制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在那个天堂中,〈物质极大丰富〉、〈人民觉悟空前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天堂的景象极其诱人,但是,自私是人人乃至所有生命的属性,因为自私,人更容易趋向于恶,而不是善,因此,人性中的恶与生俱来、至死方休;俗话更说,人分三六九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人民觉悟空前提高〉难免虚无缥缈。人有懒惰的天性,在任何社会中,既有勤奋者尽其所能,也有懒惰者不尽其所能。况且,人既有尽其所能的自由,也有不尽其所能的自由,要想人人都尽其所能,除非采用专制恐怖手段威胁。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实现〈物质极大丰富〉虽然可能,不过,因为地球的资源、生存空间、生态环境承载力都有限,人类由于自身的局限,又不可能实现对无限宇宙的利用,因此,〈按需分配〉是完全不考虑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生存空间、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性的瞎掰扯谈!

    再说,〈按需分配〉由谁来分配?只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才有可能做到如此巨量资源的分配,而高度集中的权力,最容易演变为专制极权。

    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蕴含着强烈的专制实践的意味,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很难不是一条专制的道路。

    以远方的乌托邦海市蜃楼为诱惑、幌子,始终在现实中构筑和维护专制牢笼乃至地狱,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完全一致。

    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是在是貌离神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追求圣人的)专制道路非常适合中国(儒家)传统的口味。 自孔子以降,儒家一概把科技工作贬为〈三教九流〉,是〈小人〉干的事。科技发明创造成果是〈奇技淫巧〉。以至于随着儒家的影响不断加强,中华民族科技创新成就日蹙,由秦汉时一个技术上的出口大国便成了科技上的对外依赖大国,直至今日。南宋被〈回回炮〉打败;明朝则离开了西洋大炮,就无法抵御满清八旗兵。满清干脆中止对外引进科技、全面废置科技研发、生产、中断兵器由冷兵器向近代化的转变,坚持以〈弓马为本〉。于是就有吏部尚书杨怀光向康熙帝弹劾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诬蔑汤若望制、定的先进的西洋历法和天文仪器是用奇技淫巧败坏了人心。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科技甚至倒退到不如明朝末年的状况。在儒家的主导下,中华文明科技进步缓慢、一直没能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对世界的科技贡献与欧洲相比十分悬殊。

    马克思虽然承认科学技术对促进生产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马克思说的更多、更起劲的是: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种出尔反尔的表现暴露出马克思的诡诈,很明显,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抬举完全是耍嘴皮子而已,其肯定科学技术是假,重视阶级斗争是真。

    在马克思身后,奉行其主义的专政国家,阶级斗争始终压倒科学研究,政治正确始终要摆在第一位。斯大林时期,苏联因为意识形态偏见,竟取消了遗传学研究,解除了约三千名生物学家、学者的工作。〈科学家革命权威〉李森科挥舞阶级斗争大棒,打击迫害更他唱反调的科学家。在中共国,阶级斗争压倒科技的情况更是登峰造极,大批科技工作者被打成〈右派〉、〈白专〉、〈外国特务〉,上上下下狠批〈唯生产力论〉,夹着尾巴埋头苦干不问〈政治〉的人照样不能幸免。全国祭起〈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这确实是真正贯彻了马克思的光辉论断: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毛泽东死后近三十年,阶级斗争压倒科技的性质未变,中科院伪科学家、政治流氓何祚庥二十多年如一日,挥舞〈反资产阶级调合论〉、〈反伪科学〉、〈反邪教〉的棍子,到处害人整人,妖运亨通、八面逢源,一篇《粒子运动的规律体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的学术报告,更使其成为国家学术权威、中宣部红人。何祚庥就是中国的李森科。

    阶级斗争压倒科技,各马列专政国家的情况莫不如此,只是程度各有分别而已。可见,这种情况决非偶然,也不是所谓的〈左的错误〉所能够解释得通的,根子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罪上。

    再则,马克思误把科学技术,而不是把具备科技素养的人说成是第一生产力(详见拙作《自由是第一生产力》),暴露出其对人的漠视。

    事实上,整部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部漠视人命的理论:人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炮灰;建设社会主义的砖瓦。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天理,漠视人命,这与儒家理学以君主专制为天理,漠视人命(〈存天理,灭人欲〉),非常相似。作为结果的是,在马列专政下的各国都是整人斗人(包括科技工作者)的〈先进〉国家,这由于儒家理学国家(明帝国、清帝国),富于内斗内讧、一盘散沙相似。

    在漠视人的理论指导下,是不可能有持久的创造积极性的。是以马列专政的各国或生产力发展停滞僵化(前苏冻、北朝鲜、古巴);或畸形发展,泡沫经济、剽窃、盗版盛行、假冒伪劣横行(中国、越南)。这与儒家社会发展缓慢、文明停滞是一致的。

    儒家漠视科技,言行一致;马克思主义冒似重视科技、实则蔑视科技,言行不一。马克思主义阻碍科技发展、喜好整人内斗,与中国(儒家)传统实在是情投意合。 <共产〉,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意是:共同生产、共有财产。要实现共有财产就必须消灭贫富差别,而在一个常态的社会中,贫富差别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人分三六九等,有优有劣、有勤有懒、有好运有霉运......总要造成苦乐不均、所得不一。除非推行平均主义,否则无法实现共产。但是平均主义如何容易推行?有几个能干的人愿做杨白劳?谁愿意:干多干少一个样?怎么办呢?马克思主义确实厉害,它就用暴力推行平均主义。所以,〈解放〉前,中共就煽动流氓无产者〈剪长衫、吃大户〉、〈打土豪、分田地〉,以致腥风血雨,〈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但是这样也还不能够彻底实现共产,因为同样的分到土地的农民,也有先进、后进之分,时间一长,又会出现贫富差距,农民中游产生新的〈反动阶级〉,于是干脆把农民的土地统统收归人民公社,彻底实现平均分配。

    前文已经提到,儒家就是一个追求平均主义的思想流派,具有两千多年的平均主义传统,而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强烈的平均主义,非常适合深受儒家传统熏陶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胃口。因此,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涛、蔡和森、毛泽东等优秀大小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投身马克思主义魔窟。就连饱浴欧风美雨的中国自由主义泰斗胡适,也为假象迷惑,短时间地为十月革命叫好。在民族主义急躁情绪、强烈嫉妒心和仇富情绪的驱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就像在肥沃荒地上的野草那样疯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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