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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之三/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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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 —儒家的千秋功罪 (博讯 boxun.com)

    (三)儒家的千古罪错:追求圣王的价值观 但是,儒家又有着严重的缺陷,它是不完整的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座。因此,儒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长远来看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首先,儒家完全持一种追求圣王的价值取向,认为完美的社会要靠圣王来成全。这根本是一种人治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催生出民主的萌芽。儒家没有意识到圣王也是人,不可避免的有着人的脆弱性和劣根性,因此,所谓“圣王”-贤明的世俗君主是靠不住的,他(她)往往一段时期贤明,尔后由于私欲膨胀、年老昏聩等原因,变得邪恶残暴:纵观中国历史,象唐太宗那样自始至终开明克己的圣王少之又少,而善始劣终,象汉武帝、唐玄宗、明太祖、清帝康熙、乾隆......这样的力量例子却比比皆是。退一步来说,即使“圣王”做到了终生贤明,谁又能保证他们的继任者继续贤明?历史上,汉武帝暴于汉景帝、唐高宗不比唐太宗、隋炀帝不如隋文帝、清雍正恶于清康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种依靠圣王带来美好社会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把越来越多权力交给君主掌握的发展势态。儒家所谓的“君君”,就是君主要象个君主的样子,要施行“仁政”,要“以德治国”,行为要向古代的圣王靠拢。但是,要实现儒家的这些理想,君主首先必须有权,权力越大,“仁政”和“德治”的恩泽也就越大,就越想个君主的样子。 儒家向来支持君主获取更大的权力,对于专横残暴的汉武帝、乾隆帝甚至愚蠢昏聩的崇祯帝,极尽吹捧之能事;而对于优容开明的弱势君主汉文帝、宋真宗,却绝少谥美之辞,儒家意识形态的史书、文学,把架空君主、或与君主分庭抗礼、特立独行的权臣,如曹操、王安石、韩佗谓、贾似道、胡惟庸、蓝玉、清朝三藩等,都被写成奸徒恶党、乱臣贼子,分别成为各自所在时代祸国亡国的头号罪人,尽管实际上他们的罪责并不见得比皇帝大。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的权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儒家的影响难辞其咎。对待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的昏君、暴君,儒家的历史舆论却是异乎寻常的宽容,它认为:皇帝本来是好的,之所以这样糟糕,是因为受到奸臣的蒙蔽。受儒家的影响,自汉以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和老百姓的抗争就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趋向,直到今天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完全是一条歧路。本来,绝对的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社会周期性大败坏的根本原因,被无限的君权逼迫出来的反抗不是为了限制君主权力(就像英国贵族、平民起义,于1215年逼迫英王约翰签署限制君主权力的《大宪章》那样),反而是为了“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坏人”,以便使皇帝“圣明”,其结果,绝对的君主专制丝毫未变,反而进一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恶性循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中华文明进步微小、甚至停滞、倒退(如满清)。 最重要的是,由圣王贤明带来的臣民的、社会的福祉,是不平等的产物,是一种“恩赐”的、施舍的福祉,是一种随时可以收回去的福祉。儒家力劝君主向善,但对于君主行“苛政”,却没有在制度上提出任何限制的办法。虽然儒家的第二号宗师孟子针对暴君提出了“君视臣若草荠,则臣视君若寇仇”,肯定了人民暴力推翻暴君的合法性,但“君视臣若草荠”已经是一种不可收拾的极端状态,孟子依然没能提出在制度上限制君权的办法。孟子这一另类的民本观,与孔子的君臣父子的强调秩序论,无意中竟成为后世中国社会命运的预言:两个极端,要么是等级森严、皇帝横行于世的大一统社会;要么是暴乱绵延、社会崩溃、蛮族“入主”、“家家想出皇帝”、普通人生命更无保障的极其恐怖的枭雄乱世,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没有象英国、西欧那样限制君主权力、在体制上有需改进的任何思想和渠道。这与儒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如果硬说儒家有什么限制君权的措施,那就是对君主一厢情愿的道德说教和有气无力的呼吁、“死谏”,这种自下而上的建言根本不能起到限制君权的作用。历史上,有太多的提意见的臣僚遭到其主子的残、杀。两千多年来,儒家如痴如迷地追求圣王,但是现实中的君主绝大多数既不“圣”,也不“仁”,对此,儒家不是不清楚,而是莫可奈何、不知其所以然。实际上,这完全是儒家寄希望于人治造成的恶果: 由于自私的自然属性,人的本性是容易趋向恶的,也就是《圣经》所指的:人生下来是有原罪的。社会中的普通人,其人性中恶的一面受到利害关系、法律(官府的惩罚)、道德、教化的抑制和化解,但是在儒家社会形态中的君主,因其几乎掌握无限权力,其人性中恶的一面就没有那么好抑制了。儒家在主观上确实希望君主能够控制好自己,“励精图治”,“从善如流”,这实际上如同现在希望中共官僚能够自查自纠一样荒唐和靠不住。 社会的自由、人权的保障只有在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中才能产生,儒家的追求圣王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限制君主权力的放弃,对君主拥有无限权力的认同,完全是一种专制极权的价值观。 可见,儒家是实行君主专制极权统治的强效精神麻醉剂。 也正因为此,儒家才甚得专制王朝君主的欢心,在〈百家〉中为帝王选中,至于〈独尊〉的崇高地位,逐渐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儒家在维系大一统专制王朝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的同时,他的人治(专制极权)的价值观带来的深重的祸害也逐渐暴露出来。经过宋朝大儒程颐、朱熹的发展,儒家已将君主专制秩序拔高到“天理”的地步,为之不惜“灭人欲”-人性、人道可以通通抛弃。理学,是儒家人治专制思想的登峰造极。明朝,是中国第一个全面以理学取士的大一统专制王朝,明朝的灭亡,堪称是儒家(人治专制)文明失败的经典。 尊奉理学最真诚真全面的明朝(后来的满洲统治者仅以理学为愚弄臣民的工具,自己并不吃理学这副毒药),在理学的祸害下,277年的功夫,内政外交全面失败。明朝拥有比南宋多一倍以上的国土、多一倍以上的人口、更有利的对外形势、并不逊色于宋朝的济济人才,却没能象南宋那样的拖住女真人,最终,拥有上亿人口、上百万军队的明朝,竟被民族人口不足百万、军队不满二十万的满洲人(建州女真)彻底征服灭亡,发生了世界史上罕见的咄咄怪事。 明朝末年,对外军事形势实际上要比北宋末年好得多:北宋自立国始,幽燕、辽西边防险要之地一直被北方异族占据,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守;明朝则一直掌握着长城沿线和辽西军事重镇,对北方异族握有防御上的优势。明朝直到灭亡前,仍控制着西至甘肃、东北至辽西的的辽阔幅员;北宋没有甘肃、边界往北只能推进到北纬三十八度左右,南宋初年更是连陕西和淮河以北都被女真人攻占。明朝末年,能够构成威胁的外族只有满清(后金);而北宋在北面和西北面同时遭受着辽、西夏的严重威胁,南宋同样在北面和西北面同时遭受这更富侵略性的金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和明朝末年一样,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政治腐败,宋政权不仅遭到强大外族入侵威胁,身后农民起义不断,内外交困。面对相似的危机,明朝迅速地败亡了,更困难的宋朝却能够以南宋的形式,继续生存了一百五十七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么? 明朝亡就亡在理学上:理学造就和维系的极端的君主专制、普遍的腐败、虚伪、迂腐僵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华民族的统治集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化解现实危机的能力。 朱元璋始作佣,废除了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宰相制,把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手里,为成就〈圣王〉扫除了掣肘和障碍,完全符合理学标准。但是,与儒家的期望完全相反,〈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明朝的皇帝多数比宋朝皇帝更不仁、更不圣,自朱元璋始,凶恶苛暴、骄奢淫逸、荒唐虚伪,人性中恶的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 明朝亡国的罪魁祸首崇祯皇帝治国无方、抗清无能、对付农民起义无术,却是残害忠良、草菅人命的行家里手,他刻薄、残忍、虚伪、虚荣、愚蠢、吝啬,自己做了蠢事总要赖别人、杀别人,把把绝不逊色于北宋末年的济济的明末人才队伍驱尽杀光,自毁长城;他深受理学毒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失败,绝不失面子,力不能胜满清,却硬不肯议和;谋不能平李闯,却又死不肯让步,等到形势危急时想议和、南迁,却又死活不愿自己承担责任,还想把责任往大臣们身上推,因此一再错失时机,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终于身死国亡。 但是,崇祯帝造就的经典愚蠢恶劣的“身死国亡”,却不仅没有为“天下笑”,反而长久以来为天下敬、为天下惜,这竟然是因为崇祯帝的行为方式非常符合儒家理学的行事标准:崇祯帝亲政、勤政、不滥声色、不事铺张,被儒家视为为君之大德,居然可以掩盖崇祯帝招致亡国的千古罪错。 按照儒家的标准,典范的君主就应该手握绝对权力、忧劳国事、事必亲躬。但在儒家理学所尊崇的极端的君主专制礼制下,没有人可以分享最高权力、没有限制君权的机制、没有更正皇帝错误的办法、没有对皇帝错误的补救措施,臣子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绝对的忠诚,对皇帝的错误的服从,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崇祯帝招来灭亡的错误的措施有:崇祯帝不理朝政,把内政外交交给比他能干的大臣去处理;臣下发动政变,拥立比崇祯帝聪明能干的新君。但是,这样的措施一则严重违背儒家准则;后者更是“大逆不道“之举。 可见,儒家理学的为君之标准,是多么的荒谬偏颇! 崇祯帝并不是智障,他的才具尽管极其平庸,到后来也看出来,与满清议和、南迁是挽救明朝的生路。但是明朝末年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儒家理学的舆论氛围,在这种舆论氛围下: 议和就是不光彩的、甚至是投降的行为;与异族议和者是耻辱的、丧失名节的;议和又接受了不利条款,那还了得,简直就是是秦桧那样的〈汉奸〉、〈卖国贼〉了! 儒家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儒家理学的〈忠孝节烈〉用来鼓励个人上进、指导个人的洁身自好,或许有些积极意义;但用来指导国家事务,则是完全荒唐的。国家的第一要务是生存,以保障国民的福杫不受外来征服,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是否光彩。再则,生命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人权高于主权,一切为了某个目标要人送命的理念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为了所谓的个人〈名节〉而让国家、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呢?那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如果不议和会招致亡国的下场,依正常的判断力来说,亡国之害自然远甚于议和,〈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常的、清醒的人在面临选择只有这两种选择的时候自然会选择议和。然而,依照儒家(特别是儒家理学)的标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议和居然成为比亡国更大的耻辱!议和似乎比亡国为祸更大,以致于:宁肯亡国,也决不议和! 可见,儒家和儒家理学价值观的羞耻标准,实在是反生命、反人权、反理性的剧毒猛药!儒家崇尚的虚荣,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地步;儒家理学定下的羞耻标准,更是到了〈求取名节、坑杀活人〉的地步,成为一把不折不扣的〈以理杀人〉的精神屠刀。 〈以理杀人〉的儒家理学不仅埋葬了崇祯王朝,也葬送了明朝象南宋一样对抗金国一样,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生机。南明重臣史可法,被理学毒入骨髓,只因为李自成攻占京畿、国君自杀,便从理学标准出发,弑君之仇,不共戴天,始终将李自成当作头号敌人,而根本不顾稍后满清入关,民族征服已成为首要危险的形势。在史可法的错误指挥下,南明政权白白浪费了一年(1644年三月至1645年三月)的时机,既没有乘虚出击满清,又没有及时加强防御,进退失据、战守皆废。及至满清击溃李闯,倾力来攻,江淮崩溃,扬州已成孤城,明军士气低落,兵少将寡,根本无能抵御十倍于己、拥有大炮的清军,此时死守扬州,如同坐以待毙。面对这种形势,清醒的统帅一定会放弃在扬州与敌决战,及时将主力撤出扬州,保存实力,将大部队化整为零,沿途袭扰清军。让野蛮的满洲人不战而下扬州,可以让扬州人民免遭屠戮之灾(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诱降:“若好让城,不戮一人)。但是史可法完全为儒家忠臣标准的教条所左右,思维僵化,指挥明军坐以待毙、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明知道满洲人极端野蛮邪恶残忍,抵抗会遭致屠城之祸,却在根本没有获胜可能的情况下搞无谓的牺牲,史可法完全把〈忠孝节烈〉放在了扬州人民的生命之上。被俘后,由于敌人有尊崇之心,史可法明知道如果自己投降,完全可以促使多铎打消滥杀无辜百姓的念头,史可法却一心要〈成仁〉,他把个人的名节看得比扬州城一百万人民的生命更重要。 比起史可法在扬州的事迹,一个横向对比的鲜明的例子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1781年,困守约克城的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在突围无果、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避免军民无谓的牺牲,率八千英军向美法联军投降,把耻辱留给自己,把实实在在的福杫留给广大部下和约克城的广大居民。相比之下,康沃利斯将军是多么的人道和理性。 史可法以其中规中矩的行为成就了儒家理学的楷模,但这带来的实际效果却是南明永历政权的迅速败亡,明朝在南方的抵抗从此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彻底分崩离析。可以说,史可法的愚蠢理学教条行为,葬送了明朝的最后一线生机,还大大的累害了扬州人民。 诚然,史可法坚定抵抗外族征服、不畏牺牲,这种精神值得中华民族永远景仰,但是他恪守儒家教条的虚荣和愚蠢,由此造成的惨痛失败和巨大的无谓牺牲,始终在他那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如同被儒家史家追溢为〈庄烈帝〉的崇祯帝的悲剧一样,理学楷模人物史可法的悲剧是又一则儒家文明失败的经典例证。 整部晚明史,其实就是儒家在追求圣王的道路上全面失败的经典实例。 曾节明 2005年7月4日上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07/2005070413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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