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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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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制胜,终成邪果;建鼎北京,妖运亨通 三,清、共都是在东北奠定胜局,由东北入关夺取全国,且二者都定都于北京。明末崇祯十多年间年间,满清(后金)虽然五次大规模从西线入塞攻明,但西线道路崎岖,易遭反封锁,身后又有山海关、宁远、锦州等八座军事要塞,因此每次入关皆不能生根,只能烧杀掳掠而去。这样的攻势不能够给明朝致命的打击。后来皇太极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640年发起了宁锦战役,围点打援,旨在夺取锦州等军事要塞,瓦解明朝赖以为生的宁锦防线,并藉之以歼灭明军的有生力量。因为明军的西洋大炮和火器厉害,攻锦州之清军一度伤亡惨重,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术。明朝派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援锦,本来,明军的兵力不逊于清军,火器还有很大优势,粮草和物资都很充足,如果据有海滨据点,又可以从海路补充给养,明军有充足的时间与清军慢慢周旋,经不起拖的反而是满清一方。但是明朝崇祯帝虚荣糊涂,硬逼着洪承畴速战速决,结果一败涂地,锦州、松山、塔山、杏山全部落入满清之手。松锦之战,明朝的生命线-宁锦防线崩塌了一半,精锐部队大量被歼灭,关外的守备力量仅剩下驻宁远的吴三桂集团的四万人马,独木难撑,若满清再倾力来攻,宁远、山海关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宁锦决战的失败,已造成明朝非迁都江南不能生存的势态。

   更要紧的是,宁锦之役耗干了明军最后的的有生力量,使明朝再也无力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重新崛起,终于从内部土崩瓦解,将大好河山丢到了满洲人面前。

   对满清来说,没有宁锦之战的胜利,就没有满清之入主中国.与之相似的是,中共在“辽沈战役”中的获胜,奠定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局。抗日战争之前,中共乘民国军阀混战之机,大力扩充势力地盘,贼势蜂拥,一度发展至四、五十万人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伪国,大江南北,红旗骚狂,血流成河。南方虽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因为中共势力范围与苏联老子不接壤,获取饲料困难;又处于国民政府的包围之中,四面受敌,形势被动;共匪帮的势力局限在广大丘陵乡村,没有工业基础,军备不足;再说,南方养育的子民,普遍的心智发达,神经敏感,脑后有“反骨”,不是当炮灰的好材料。因此,中共在南方虽然杀人如麻,一再“反围剿”得逞,却成不了大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共邪教武装虽然以壮大至三百万(两百万民兵)人马,但如果没有东北,仍与苏联老子不接壤,背后没有靠山,仍要遭受国民党的夹攻;靠贫瘠的陕甘宁和无遮无掩、没有工业基础的华北大平原安能夺取天下?充其量只能割地称王。

   毛泽东认识了到这一点,急忙派头号心腹干将林彪赶在国民党之前抢占了东北,获取了全套的日本关东军武器和大量的苏援,装备了七十万人马,兵力上取得了对东北国军的优势。国民党在东北虽然只占少量城市,但都是战略要地,易守难攻;东北国军虽然兵力略处下风,但都是精锐之师,且有美式装备,武器上要略胜中共一筹。

   在东北,国共双方实力相近,应该打得难解难分才是。但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犯的错误比当年崇祯帝范的错误还要严重。当年明清松锦之战,崇祯帝虽然瞎指挥,但起码他用洪承畴作主帅是正确的。老蒋在东北问题上却连用人都用错了,而且越来越错。东北的棋局至关重要,非国民党内头号天才“小诸葛”白崇禧不能胜任(白崇禧自己也请缨),但老蒋却以江浙人的猜忌心置之不用,改派庸才熊式辉和中规中拒的杜聿明前往主持。熊某人虽然无为,但也不帮倒忙,主持军事的杜聿明还算能干,所以打退了林彪对四平的进犯,东北时局一时还过得去;这时蒋却又派了个陈诚来负责东北,陈诚娴于政务,军事上却是个蠢才,且非常自以为是,指手划脚,处处帮倒忙,东北局势大坏;东北虽然被陈诚搞得全局败坏,但是国军有生力量尚存,只要运筹得当,还是可以全身而退,收缩至辽西与林彪周旋,挫败中共入关迅速夺天下的企图,但是危急时刻,老蒋却派了个卫立煌来接手东北。这卫立煌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迟迟不执行老蒋的将国军主力撤退至锦州的命令,坐等林彪攻克锦州,从而将近五十万东北国军交到中共手中。

   卫立煌起了如同当年吴三桂开关降清的作用。

   辽沈一战,中共夺得东北全境,拥有了出海军外的各兵种,拥有了超过国军的雄厚的攻坚夺天下的现代化重武器,兵力上也第一次超过了国军。上文已经介绍过:东北战略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工业基础完备、东北人普遍天庭扁平、民风愚钝、豪爽、凶悍、残忍(是中共理想的欺骗对象和炮灰材料)、背靠苏联老子。真是进可供退可守,夺取了东北,中共第一次有了打天下的本钱。

   由于第一次对国军取得如此巨大的辉煌战绩,共匪武装士气高涨、气焰万丈,中共邪党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夺天下的充分自信。 经过辽沈战役,共军近百万现代化匪军挥师入关,平津成为孤城,朝不保夕,华北平原已成沦陷之势,而苦于对付共匪军粟裕集团的华东国军,陷于泰山压顶、腹背受敌的危局。

   更严重的是,卫立煌当时鲜为人知的惊天叛卖行为,导致四十七万国军不到两个月就被东北共军歼灭,这个“奇迹”在广大民国军政人员中造成了一种东北共军不可战胜的假象,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军”的恐惧,就像当年明军恐惧八旗军一样。

   战争中最要紧的是士气,辽沈一役后,国军士气崩溃、望风披靡,争相“投诚”、“起义”,大陆易手就在所难免了。

   如同满清一样,中共入主之后也定都于北京。而且北京都成了这两个外来邪恶政权的妖运亨通之地,据着北京,果然“定鼎中原”,都坐稳了江山。

   满清占领北京之初,面对李自成、张献忠、南明三大集团的割据,兵力严重不足,实在不好对付。满清全力进攻李自成冒了极大的风险,要是南明乘机直捣北京,哪怕是弱旅,满清也得玩完,谁知南明竟鬼使神差地这个时候找满清讲和,让满洲人逐一把他们收拾干净。清朝两百多年间,农民起义几乎没停过,但怪的是,就连太平天国这样大的造反,都损不到北京城一块砖。在清朝反动统治下,国力衰到极点,外国人两次攻占北京,大清却就是亡不了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室绝统,北京城却是和平演变,国民革命军到不得城下。

   中共定都北京后,五十五年来肆意妄为、伤天害理、坏事做绝、恶贯满盈,北京政权却巍然不动。1989年北京的游行大军超百万,全国风起云涌,其声势超过了苏东波的任何一个国家,但鬼使神差的就是不懂得和动摇的“戒严部队”联合起来,让中共缓过神、腾出手、从从容容地把民主运动剿杀在北京街头。

   北京,真是清、共这两个邪恶反动政权的福地。

   曾节明 (投稿于)星期四 200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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