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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学行为艺术】审判柠檬

民主通讯2005.4.4 新闻与评论 网路文摘----1673 《维权纪实》凌云报道

   按:专司《情况汇报》秘密向各级专政机关打“小报告”的两名检察官,惯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充当“职业杀手”。在秘密“小报告”中用“反动政治立场”“对社会进行攻击”“险恶别有用心”“仇视政府”“精神病”“诈骗”等重罪,欲置人于死地。被画家、著名的行为艺术家严正学,推上中共法庭的“被告席”,成了酸溜溜的“党国柠檬”予以审判,请看现场采访:

柠檬之酸,在于成了党国专政机器的工具后,竟被置身在党国法庭上,让党国的法官以党国的法律对其进行审判。

   2005年3月31日8时10分,椒江区法院民庭庭长张爱军,审判员张辉、胡红芳以及书记员依次就座。本案第一被告台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检察官朱勇杰,第二被告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检察官曹俊昌,已在被告席上等待审判。门口站立两名法警,许多关心本案审理的市民和媒体记者已挤满审判厅,旁听席上座无虚设,椒江区公安局国保大队两警官,数名检察便衣、干警也就座其中。

   此时,原告匆匆进入法庭,他向审判长陈述其迟到原因:“今天台州市召开两会,警察封堵道路,戒备森严。原告只能绕道而行,致使原告迟三分钟到庭。”

   原告就座后,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

   本案的诉讼请求很简单,仅仅是: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书面向原告赔礼道歉。

   本案案情却十分复杂,原告叙述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2003年12月14日,第一被告检察官朱勇杰伙同其中介同乡伪造了一份有原告签名和手印的《房屋买卖契约》,进行强买强卖。后数次夜间结集人员到原告家骚扰,迫使原告从美国返回中国。2004年3月29日深夜,(即原告返回中国浙江台州的第三天)身为检察官的两被告,第三次率社会人员共20余人,来原告家骚扰,作为国家专政机关的两名检察官,其在公开场合对原告的恐吓和名誉侵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事后,被告被迫在公安机关内就踢门和抓坏纱窗作出了赔偿。

   但被告耿耿于怀,书写旨在进行政治诬陷的“小报告”——《情况汇报》秘密向公、检、法机关举报。两检察官除了用“精神病”“无赖”“诈骗”等语言构陷原告外,还用了七个篇幅,整整十一页,“以一个共产党员和检察官的名义”信誓旦旦, 指控原告具有“反动政治立场”“险恶别有用心”“仇视政府”“对社会进行攻击”“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期原告受到专政暴力的刑事惩罚。致各级专政机关对原告的高度关注,使原告成了“准罪犯”,被监视,跟踪,电话窃听……,

   2004年9月14日,原告在椒江区法院送交诉讼文书时,被等候的国家安全人员“接”走。引发了国内外媒体及网络关于“四中全会期间,著名画家严正学被浙江国家安全局抓捕”的报道。给原告造成恶劣的名誉影响。

   第一被告检察官朱勇杰答辩称:到原告家去不是晚上九时,而是晚上七时左右,去的人不是20人,可由证人陈素娇(中介)出庭作证。《情况汇报》是给领导的私人信件(庭审笔录记:私人审核),不存在诬陷和诽谤。

   第二被告检察官曹俊昌辩称:原告说不认识我,怎么可以把我告上法庭。

   审判长概括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两被告是否率人去了原告家骚扰?2、2004年3月29日夜喊了原告是“精神病”,“诈骗”,是否构成侵权?3、《情况汇报》中指控原告“精神病”“诈骗”“险恶和别有用心”“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否构成名誉侵害?

   原告严正学对归纳的三条争议焦点提出异议,认为审判长遗漏了最重要的内容,即两被告举报原告有“反动政治立场”、“仇视政府”“对社会进行攻击”的指控,两被告应出示证据,否则不仅仅是名誉侵权,而是诬告和政治陷害!被告在《情况汇报》最后的“严正声明”中表示:出于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对原告提起刑事追究。所以原告也同样表示保留对两被告提起“刑事自诉”的权利。

   审判长问:“两被告对争议焦点概括的意见?”

   第一被告检察官朱勇杰:“……”

   第二被告检察官曹俊昌:“严正学说不认识我,不应该告我!事发后,严正学找到检察院,当时是我接待他。我说:这么点小事你告什么?严说:告不准就要告到中央去……他没有认出我。后来我给朱勇杰作证,严正学告我是打击报复证人是陷害我。”

   原告严正学:“根据《刑法》第254条规定,报复陷害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专政机关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举报人实行的报复陷害的行为。《刑法》的这一条款刚刚适用于两被告所犯的罪责,原告是公民,不具备报复陷害的主体资格。”

   审判长宣布:针对争议第一点,由原告开始举证。

   原告严正学向法庭提交:1、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椒江公安分局《关于朱勇杰损坏少量公私财物案卷》简称(案卷)提供],证明第一被告伙同中介陈素娇伪造合同。2、《庭外调解书》(原告和中介签订)。证明第一被告邀社会人员数次深夜骚扰原告,进行人身恐吓和名誉侵害。3、《治安调解书》《收条》(椒江公安分局“案卷”提供),两被告骚扰民宅行为,被公安机关证实。

   第一被告质证,并要求中介陈素娇作为证人出庭。

   第一被告问陈素娇:“来原告家时间是否是晚上9时?”陈答:“晚上7时多不到8时,讲9时是胡说。”第一被告问:“来的人数?”陈答:“是17—18人左右,讲20人是乱讲。”第一被告问:“你在《庭外调解书》上说我三次去严正学家骚扰威胁,是这样的吗?” 陈答:“没有”?

   证人陈素娇语无论次……

   审判员胡红芳紧紧追问,仍答非所问。急得法官只能指导其回答:“是,还是不是三次去严正学家骚扰?”证人陈素娇被问得目瞪口呆,一会说:“是”,一会说:“没有”。法官问急了,再次告诉其应该怎么答复,最后证人陈素娇说:“按朱勇杰说的算……”

   (查当日笔录,证人陈素娇答复部分,书记员记述是:回答模糊不清)。

   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的举证,审判长宣布:由于时间关系和第三个争议焦点合并进行。

   原告严正学提交了: 3月29日深夜踢防盗门和抓破纱窗的《照片两张》,和两被告纠集社会人员漫骂的《照片两张》。

   关于音像资料,原告严正学说:“现场漫骂、恐吓和砸、踢的录像及电话恐吓的录音,因法官说第六审判法庭没有播放设备,所以今天就无法让诸位欣赏了。”

   审判长:“这些录像,录音资料在哪里?”

   原告:“就在我的包里,但备份已寄国外,若两被告认为有必要,我会让它们在海外传媒上曝光,让全世界都赞赏检察官的杰作。” (按:说得好! 说出了权力的专横无耻以及现实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

   接着,原告严正学又提供2004年7月7日用挂号信发给被告的《给检察官朱勇杰的信》,信中提到三次骚扰和第三次参与骚扰后的第二天(2004年3月30日),从被告的证人陈素娇处,收取与其身份不符的不当之利人民币2000元。原告说:“第一被告朱勇杰一直未予答复和解释,是默认了这些事实”。

   接着,原告提交了取证于法院和公安机关的两份“小报告”:即两被告向各专政机关送交的《情况汇报》、《旁证材料》。

   两被告秘密向公、检、法机关提供,旨在进行政治诬陷的两份“小报告”,更可笑的是第二被告是抄袭第一被告8-9页原文,将“反动政治立场”改为“仇视政府”泡制的。

   原告严正学说:“30年前,在这个审判庭后有一排监狱,原告就曾因为秘密“小报告”被共产党中的“四人帮”投入这个监狱。罪名是攻击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四人帮老婆江青……。审判长以与本案无关,阻止其发言。

   [事后,记者采访,原告告之:1975年底~1976年初,这桩要杀头的罪来源于秘密警察的秘密“小报告”,原海门公安局办案的陈指导员不敢重复叙述“小报告”中所谓攻击的内容,(在当时那将犯了同样攻击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领袖的罪行。)而我又不愿自证其罪,因而此案悬而未决。好在没过了多久,号称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毛泽东仅活到84岁就寿终正寝!使我等未遭枪决的厄运。严说:沿袭文革时打“小报告”害人的惯技,并不是 “加强执政能力”而是怂恿这帮酷吏重建一个警察国家?]

   原告最后提交的是网文《严正学凶多吉少?》由台州国家安全局提供,以及两检察官交法庭的证据“用GOOGLE搜索的关于“严正学”在所有网站上的内容”。第一被告检察官原以为可以此证实原告的罪行。但原告却以此证实两被告的作为所产生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名誉损害。

   针对《情况汇报》,审判员张辉向被告发问,被告承认曾向椒江公安分局、椒江检察院、台州检察院等专政机构提供过。原告说椒江法院、台州中院的卷宗中都有此材料。

   举证期间,检察官所请的证人陈素娇近十次地进出审判庭如入无人之地,拒绝关闭手机,时而响起她的手机声达8次之多,但在场法警未予以有效的制止。鉴于此种情况,原告向法庭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被告请的证人是本案中伙同其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的人,曾是与原告另一诉讼案的原、被告,是有着利害关系的人。原告同时提供三页证据,证明检察官所请的这个证人,曾有过上吊、跳河的既病史和在黄岩精神病院曾被诊断为分裂样精神障碍,间歇性属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综合其在庭审中的表现,请合议庭考虑。检察官朱勇杰所提供证人、证词的合法性和可信性。至此,审判长宣布辩论开始。

   原告严正学先生说:“对于发生在2004年3月29日晚,第一被告台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办公室朱勇杰率众到原告家骚扰,而第二被告椒江检察院检察官曹俊昌竟加盟。这些社会人员(包括其中被雇用的黑恶人员)为朱勇杰两肋插刀,扮演强人角色,谩骂和砸踢的后果应由朱勇杰负责。作为检察官的两被告对当夜发生的踢门砸窗,群起而骂之的行为不加阻止,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被告应该清楚;民事纠纷只能去法院由公权判处。领一帮社会人员,以私权行踢、砸、骂、威胁是违法犯罪。

   质证时已查明,两被告曾向椒江公安分局、椒江检察院、台州检察院以及两级法院等多家专政机构提供旨在政治诬陷的《情况汇报》。中国的公、检、法是政法委下属的三个部门,被告提交的“小报告”那怕仅交给一个小派出所,也会作为内部情况,层层转达,直至最高当局的。而且按中共治民的一贯做法,这个《情况汇报》的“小报告”还会在原告的档案里,整治原告一辈子。两被告是应该明白他们预期的后果已达到造成的迫害。既然两被告无法举证证实原告有“反动政治立场”“仇视政府”的两大重罪,那么只能证明两被告犯有《刑法》意义上的诬陷、诽谤罪,而不仅仅是名誉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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