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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本是亚洲的痛

一.
   无须什么专门的知识,中国人都能讲讲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复杂得暖昧的关系,中日关系早已成为一门学问,日本人对中国有超越汉学家的情怀和认知,中国人也有远不同于亲日派的文化罗致协同的教化心肠。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一个善历史知识的人,也更愿意从社会大众的情理中感知日本。在亚洲诸国中,中日两国的交往可能是最为持久而有决定作用的。这种关系本身已经潜移默化为两国人民的民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
   用一句时髦的话,历史早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漫长的历史里,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中国也总是对日本示惠,遣唐使等历代日本使者受到中国官府的厚待,中国民间则有鉴真大和尚这样的佛子悲愿行迹;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中国文明影响的朝贡国家体系的典范,尽管日本曾经试图对这个文明中心的中国大陆有过主宰的野心,但中心与边野化外的格局却也是双方承认的。
   只是到了近代,日本才势利地师法欧美,并与昔日的恩师不断地比试高低。较为单纯的师生关系也是到了近代才变得复杂起来,也才变得让中国人一而再地对日本刮目相看。较为单一文明的朝贡国家体系为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了,物竞天择的丛林规则、民族利益的观念开始影响并主宰亚洲国家。学生很快地学成了“文武艺”,较早适应地新的生存法则,反过身来要求中国为仆为奴。这种微妙的关系很快变成了公开的信号,在东北,在上海,在北平,到处可见这个暴发的学生的得意张狂(大半个世纪后,日本人在曼哈顿也得意过,不过很快让美国人教训了),最终日本人大举侵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战场上就是中日的较量。一部现代史,使中国对日本有了真正切肤的认识。

   日本的残暴为几代中国人所知,中共抗日战争题材是计划经济时代有限供应给中国人民的娱乐教化之一;日本的发达也为数代中国人所知,战败国日本的物质文明是市场经济时代大量涌入中国让人开眼的成就之一。那些还心有余悸的中国老人见到了日本人,那些追求生活幸福的中国人遇到了日本的电器,那些杀时间见猎心喜或爱幻想的中国人遇上了日本的电影和卡通动画。中国人甚至发现或记起来了日本人作为好学生的认真、善摹仿、重纪律等等特点。抗日战争之前,日本的士官生们利用假期纷纷自费到中国来做社会调查,他们走村串巷,记录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个信息(在当时叫做情报),据说,直到今天,这个所谓的满铁调查的水平、规模和质量仍未被中国的社会学者超越。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佩服是一言难尽的。
   但中国人似乎就是不承认日本人。无论中国人是怎么遭受过日本人的欺凌,无论近代以来的日本是怎么进步,而中国又怎样落后,中国人仍不承认日本人。这个不承认的含义就是,不承认日本人具有正当的责任感、足够的文明意识和健全的人生情怀。
   二.
   因为日本是我们的,是我们文明的衍生形式。在日本参观其大大小小的古迹、历史博物馆,恍然回到了中国,或者说,让人领略到了“有日本特色的中国文化”。无论它在近代怎样变化,怎样强固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它已经有着我们中国的烙印。而无论它怎样暴发,怎样从外人那里学会了“文明”,我们中国人却有着数千年的文明演进的底蕴,这是任何新贵学习不来也摹仿不来的。即使文明的观念更新了,中国人久远的历史仍是生命最为深厚的根基。
   中国人因此不承认。这种不承认却也伤害了中国人。因为它往往表现得狭隘,更势利,更不尊重他人的存在。这种失衡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追求是一种未经反思的现代化,其表现之一即中国人对自己的近现代史的无知;这个最有历史感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昨天,甚至对自己的历史讳莫如深。
   在西方文明的参照下,中国人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然而进步的光芒昙花一现,中国随后就处于不断的内战、分离、天灾、人祸、专制、极权、动乱、乱动之中。而后来的社会运动、思潮、政治建设、时代精神都是以新天新地的名义宣布前此的陈腐、罪错,直到今天,中国人仍不能平实地对待前朝旧事,仍不能善待自己的过去。片面的现代化要求只是让中国人唯新是尚,唯变是尚,中国人只是有着对于这种日新月异的文明物质成果的巨大的胃口和欲望。但从自身到文明之间的差距、道路等等,中国人很少考虑过,很少反思过。也许是因为有数千年的历史支撑,中国人多以为自己就在文明之中,自己所缺的只是那些公认的文明成果。
   对于公认的文明世界和发达国家,中国人熟悉极了。这种失衡的心态可能在现代化早期大量留学日本就开始形成了。但中国人很少切实地了解并理解他人,对于日本人就不用说了,对于朝鲜民族,中国人也所知甚少,对于印度这个对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的邻居,中国人尤其隔膜;而对于欧美社会,除了解其皮毛或熟知其一举一动外,中国人多以为他们的国家或人民只是衣服架子,中国人觉得自己惟一欠缺的就是尚未得到这样的衣服。
   这种不能尊重历史和理解他人的自省力也许是中国人无能获得“现代性”的最大障碍。也许因此这个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和罗致同化能力的古老文明迟迟未能进入现代化的坦途,从而对亚洲地区的整体现代化做出自己的新的贡献。
   三.
   这不单有中国的原因。作为亚洲地区最先列强的日本也深刻地影响了亚洲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影响之一就是至今仍未被认真讨论的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
   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侵略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无数的研究,而每一种研究都能叙述出自己的日本的现代化史。日本的现代化史是后发国家成功的一个榜样,但人们忘记了其中的复杂的意味。
   在亚洲诸国中,日本的精英层最早认识到强势文明存在的事实,而欲带领国民变种图存,如此一来,打击封建,打击小农经济,强制“维新”就成了日本现代化早期的历史。这种后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内社会的矛盾,浩浩荡荡的强制工业化不仅使贫富之间的矛盾加剧,而且加大了日本原料供应市场和产品倾销市场的寻求。人类的工业化史本来是一部血腥的历史,由小农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未有和平的跨越。用刘力群先生的话,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不流血是不可能的,至少可以说,不流血地进入工业社会,这一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无论先发后发,先发如英美法,后发如德俄日,都得流血,都得通过战争来解决。“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不能把这种社会突变带来的恐惧、匮乏和仇恨转嫁出国门之外,它就得面对并切实地解决国内的流血冲突,就得通过民主革命来解决社会结构的分裂。(落后弱势的中国因为文明的厚重而试图有所超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努力即是,但这些努力因为日本人侵略中国而受挫,尽管三民主义主张节制资本,中国变革的力量不得不让位于更激进的极左道路,从而在半个世纪的弯路上与现代化无缘,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得不重新补课)。对后发国家德国、日本来说,国外的势力范围已经划定,和平地挤入其中有着难度,更难的是如此也无法止息内部社会结构的分裂冲突,因而用战争的手段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以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市场,以保证独占性的产品市场,以转移宣泄数代人的仇恨,就似乎有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在这种现代化的冲动面前,欧洲人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来清算、复仇、明晰规则,其代价是空前惨烈的。而中国何辜,只能做了日本人的牺牲,中国的现代革命成果被打掉了,中国历史的主角让位于农民革命;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中国的牺牲是难以估量也难以言喻的。南京大屠杀、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战、重庆大轰炸,等等,就做成了中国人的历史和现代记忆。在现代化浪潮中失意的日本农民、浪人、武士把仇恨和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了,个人的渺小不幸跟国家利益跟天皇的神圣完美地结合起来了,民族的前景跟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和对欧美这样的大敌死敌的征服联系在一起。
   好在人类历史更多地证明了,这种把国内矛盾问题转嫁的战争多是失败的。尽管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得吃力,美苏却让日本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强大。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为日本的惨败写过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筋疲力尽的人民把最后一点力量和精力都用来进行战争,现在,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物质和精神的人民——一个饥饿的、惊愕的、失败了的人民。”法国人也为眼前的败落震惊过,“寂静和黑夜笼罩着日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没有落到如此彻底的失败。”这个叫做施赖贝尔的人预言说,“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将从这堆灰烬之中,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这一天所留给它的一切中获得新生的话,那将是另一个日本。”
   日本确实新生了,但它受益的原因却是美国的占领和冷战。美国提供了宪法,提供了日本国民需要的民主、秩序,冷战提供了“机遇”,提供了日本人民无须创造性思维即可大展才华的市场。战争想得到的东西,早期现代化需要解决的东西,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想要寻找的东西,却由于战后国际格局的需要而获解了。日本的现代化机器开动了起来,日本像其他先发国家一样,迅速地跃入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之中。现代化的全民受益使得这个民族几乎没有闲心进行稍微像样一点的反省。它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它是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人性和人道、正义的?它是如何理解战争中的对手和其他民族的?
   四.
   这也许是直到今天日本人连战争都叙述不清的原因。日本的教科书因此三番五次地修改来去,招致亚洲国家的人民轻视和不安;日本的军国主义稍有苗头,就会引起亚洲国家的惊悸。到战后四十年,日本全国性的报纸《朝日新闻》征集战争回忆时,人们的回忆已经带着不可理喻的意味了,在那本题为《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中,无论是在中国大地上,还是在东南亚地区,在太平洋诸群岛上,日本人的战争更多地表现出兽行。用中国人骂人的话来说,这些狗日的,他们的回忆只有着“他们来过,他们干过,他们征服过”的人生事实感,而那些事实,是怎样卑劣怎样不为正常人所不忍闻问啊,在那里,他们只是一个个的行尸走肉,他们仿佛是地狱里放出来的一群恶魔。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里,他们有轻微的疑惑和自问自答,但这无济于事,无助于一个民族及其个体存在的坚实。正如书的编者美国人吉伯尼所说,日本皇军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对中国的侵犯,是历史上罕见的恶魔暴行。“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人,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民主制度下守法的文明社会公民,怎么会像无法无天的野兽一样行事?”遗憾的是,大部分人只是以为那是恍若隔世的行径,是受了天皇的欺骗的上当之举,日本人反省的意识太弱,反思的成果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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