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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集
·如何理解汉语的悲剧——毛喻原和他《永恒的孤岛》
·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我们的日本是亚洲的痛
·在中国生活的心灵——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不锈钢老鼠
·观朱维民先生所画阿Q正像
·十月诗草之九:与笑蜀同志陪若水先生在日坛公园饮茶
·十月诗草之六:忆汪丁丁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十月诗草之十:关于逃亡
·在孩子们中间
·听说读写:世纪末你有何留言――答北京文学李静问
2004年
·为什么是“汉语思想”?――应陈子明之请而作
·我看见了野菊花
·当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的态度(一个提纲)
·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序
·异行和我
·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看张的人及看张的社会
·我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英雄
·类人孩与专制中国的未来――为王力雄获第二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我们时代的社会正义
·从真理到正义--为天安门母亲口占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
·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甚么?
·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
·异行和我(《我看见了野菊花》成书出版)
·礼失求诸野
·国耻
·赠任不寐先生
·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收王康诗作,赋新诗,为朋友们祝福,惭愧。
·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
·听廖亦武
·平安雪(带图片)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2005年
·老调子不会唱完
·2004年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侧记
·被闷熟的抒情
·乱祭
·天下平安玄门广大道场
·媒体中的专家话语
·流亡的良心——刘宾雁
·国丧被囚有所思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谁是历史的罪人?第5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授权公告】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闲说流氓史——以墨索里尼为例
·流氓人种学
·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近代史非常道:谁都没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
·我们今天的知识为现实服务了什么?
·雁去留意
·笑谈精英衰败
·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2006年
·我梦见了胡佳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今天怎样读历史?
·原因的原因
·关于识时务的几种态度
·那些血性的人
·做不了主的主人
·把把都想胡
·张教授的改革生活
·汉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向
·满街圣人
·当官的难处
·那些永恒的女性
·北京的出租司机
·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关于孙世祥的提纲(初)
·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流氓管理学——以墨索里尼为例
·布衣之身
·不依傍万有
·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
·亚洲的声音
·文艺复兴不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
·在时代面前放声或失语
·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李敖是否度过了青春期?
2007年文章
·饭碗问题和就业主义
·中国劫——应王俊秀先生之请为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
·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
·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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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一、转型社会的权力真空
   

   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尽管启幕之初不乏真诚和理想,演变之今,或说过后回想,倒像极了一幕极度冗长的大话演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讲四美三热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跟国际惯例接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明天更美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美国开放”、“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建设法治国”、“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维权政治”、“生态政治”、“宪政民主”、“经济民主”、 “保持先进性”、“汉语热向世界”,等等,大大小小的话语,轮番上演,最终败坏了全民的时空感、身份感、权利和文化认同,使得我们一流政治家们的理想、老成谋国或壮思报国的用心,使得我们知识分子的梦想,企业家们的世界眼光,都如梦幻泡影。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盛大的演出甚至沦落成叠床架屋地再设舞台道场,它无视或者说删除了文明看客的悲悯或期待目光,它在舞台的舞台上自导自演,自组观众、自编歌队,它要价值、意义、荣誉或长时间地热烈掌声,观众或歌队就会及时给予价值、意义、荣誉或长时间的掌声。对这样搞笑的历史巨变,任何戏子都不愿放过赏光的机缘,罗大佑,一个食言却不自肥的歌手,已经数次踏上了这片土地;法国德国的思想家、美国的经济学家们,自然也没放过亲近它的机会;最近的例子,就是“大师”李敖“卧薪尝胆”数年,获得执照来到舞台上表演“逗你玩”。
    对这个文明演进史上重大的亚文化表现,有人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代价,有人说是第三波中的民主革命的前夜,有人说是现代转型中的阵痛,有人说是古老文明的衰败和溃烂,等等,这些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我对此没有太大的异议。我只是为戏台悲哀,为做了乡愿的沉默者和拉拉队员们悲哀,因为我知道,历史以其本质的进程所毁灭的,不是人性的高贵;英雄永远不会被毁灭,被毁灭的是它的歌队。
    忧心忡忡的驻京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们多在观察巨变的时机效果,但少有人理解中国社会的制度关系,其属性或运行状态。对当下涉及制度演变的案例,人们多是避重就轻地归罪于中共及其政权,很少有人热烈地“拥抱”(鲁迅、李敖语)当事者,将当事者的苦难、心路和罪行揭示给我们。对民众的无权弱势的苦难,人们多半指望他们“活着”“混着”地“分享艰难”。制度决定论者多在期待历史巨变后的可能,似乎巨变后的制度才是民主的、可以给予民众福祉的,少有人思虑制度形成中的关系构成,少有人了解人权的让渡和威权的生成实现。在这样置身戏台之上的言行,自然难知戏台的真面目,其表现也确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疯话,傻话,黑语,童话,大言,预言,令人眼花瞭乱。
    但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不亚于一次流血革命。邓小平先生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但人们对革命都避之唯恐不及,听任舞台上的社会自导自演。千千万万的农民流离失所,千千万万的工人下岗无业,这还不是文字上的流血,全国各地的矿难带来的则是死亡,每年不亚于一次中等规模战争的几十万工人的伤亡、定州和其他地方农民的被枪杀则是实在的战争,广州的砍手党则是反社会的战争,陕北石油事、临沂计生事、广东太石村事件则是暴政对子民的战争,等等。普天之下,莫非暴人,率土之滨,莫非暴行。如果我们不能把社会转型称为革命性的,那么它可能只是天谴报应式的。
    在这种“两暴文化”(武克钢语)横行的社会里,最重要的变化,是权力的变化。权力,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意志形式,由无数个体让渡出来维系公共秩序的主权力量,由责任、强制和正名、正信、正义等民意认同(文、教、卫、公、检、法等等)组成的社会运作主体,在我们这里,一度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意志,集中或绝对给予了中共及其代理人;今天正弥散到社会中来,但这种社会的意志形式并没有回到个体并属于个体,回到合众而又多元的文明和谐状态,而是像瘟疫、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毒害着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其强制要素正化为恐怖主义和暴戾主义(暴力、暴政、暴行、暴人)伤害全体。
    毛泽东曾说他的影响不出北京几公里,他太谦虚了。他晚年的作为多半在体验极乐,权力境界或极权之乐。直到他死后,社会意志形式寻找新的人格代理,权力才开始弱化。邓小平明确要向美国等社会开放,即是有自知之明。胡赵体制的特征之一,放权让利,也是社会意志形式社会化、权力分散并走向广土众民的表现。但这个当代转型的道路过于曲折反复,这个戏台上的演出过于私心粉墨,使得放权并没有发放给社会和个体,完成主权在民的文明演进。江朱体制一度回收权力,跟权力游戏,跟权力谈条件。胡温新政初以亲民示人,但权力的买卖变本加厉,主体意志的投机病及脏腑,无可救药。以至于责任不知不觉间从公共秩序里消失,化为乌有;以至于社会意志形式为势利、恐怖和暴戾所置换。中国人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甚至“一夜间”回到从前,独力面对个人的生老病死,独力面对个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及其后果。
    权力看守的中国社会秩序因此成为一个想象的秩序。官腐民败,这个秩序也许至多好过无秩序吧。秦失其鹿,可以天下共逐;当其时也,可以收拾人心民意,可以许下诺言,可以彼此承认,最终仍是要创建一个共同的秩序。但今天的社会运作主体还在,戏台上的神器还在,何况文明演进的经验前所未有。权力似乎还在,即使它多欲、乱行,效率低,反应迟钝,但还在强制地撑持着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近乎“自生秩序”的时代,任何被命运选中的人似乎注定了牺牲,用一些学者的话,注定被“沤烂”在历史里。以二百年三峡论或大历史观的角度看,这种代价是必然的。相关的时代精神、生存的必然认知是:工具理性征服了人心,官民全体不过是历史文本分配的角色。这或者是中国大戏自导自演而不落幕的秘密。
    只有置身其间的自由意志,才能体验生存的全部荣辱,庶几获得权力或历史生成的真相。因为任何落进想象秩序并碰触到秩序的个人,都如置身于汪洋大海,顿觉人生天地的无力,他们以身检验了权力的大小,主权力量的嘴脸,检验了社会秩序或公共空间的有无,他们的努力参与了文明的再造历史。陕北的油老板们如此,临沂的陈光诚先生如此,太石村的村民如此。……那些一心要到北京来上访的人,要到北京寻找出路的地方有心人,最后也都如此。
    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因为北京有中央政府,共同体权力的集中形式,因为北京有最高法院检察院,因为北京有知识分子,有第四权力,新闻舆论。……但中国人最终的无力感却见证了当代权力的。
    在这些案例中,穆军的北京门事件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样本。这个案例较之上访者们更典型地把当代中国的权力真相撕破了。
    二、“合法伤害权”构筑嘉利来案
     吴思先生对我国官场规则的揭示中,曾有“合法伤害权”一说,意思是官家对民间的伤害本身是公权力运用的应有之义,只要它合乎官场规则。当代社会转型盛称法治,则是官家向合法性方面努力的表现。但权力使用起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合“法”,更多的是合意,即合乎个人意志。
    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取向方面,仍是传统的权力主导型经济,以权抢钱的私有化过程,对工业化的建设仍是传统的以政带工思路。人们曾理性地推演在以权抢钱私有化过后,会有一个以钱买权的民主化时期,但当代社会发展的轨迹并没有遵循这一逻辑的历史。反对腐败、建设法治,使得权力变本加厉地化公为私,抢夺金钱。对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和学者们曾热烈地讨论过“59岁现象”、“国企代理人机制”。但对公权力的私有化,对社会意志形式的私心自用,对公权力代理人抢劫资源的现象,却少有讨论。
    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人化、私用权力好抢劫,导致政府机关上至省长部长的腐败,下至处长科员办事员们发财。权力经济演变至今天,则使得政务官、事务官和公务员们把权力资本化,在企业里持股,在一切社会资源里主营或完成垄断代理。这个庞大的官僚资本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官商、权力资本为所欲为,导致民间资本或外资要在我国发展,不得不依附官商、权力资本。而民营资本和外资一旦壮大,养成“肥猪”、“肥羊”,自有官商、权力资本或公权力代理人们来收拾宰杀。
    北京门事件,又称嘉利来案件,就是这样一个利用权力宰杀和反抗的故事、一个社会意志形式在责任、强制、恐怖和暴戾等角色上轮番上演、不断变脸的故事。
    1995年3月30日,中外合作的“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嘉利来公司)正式成立,开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的“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
    北京嘉利来公司由3家组成,香港嘉利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嘉利来公司)占股60%,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二商集团)占股32%,北京恒业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公司占股8%。
    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到2001年中旬,北京嘉利来公司建设的“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已是“五证齐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开工证、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等),投入了4亿多人民币,支付了土地出让费、折迁费、补偿费、工程设计费等费用,完成了桩基工程、筏基工程等前期工程。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北京房地产市场骤然升温,这时的“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市值已升至10亿元人民币左右。就是说,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60%的股份,市值已升至6亿元左右。五年的时间,肥猪肥羊养成了。
    2001年9月25日,北京嘉利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北京二商集团忽然向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名为北京市商务局,以下称北京市商务局)提交请示报告,要求更换外方股东(指香港嘉利来公司)。两天后,在没有告知北京嘉利来公司最大股东香港嘉利来公司的情况下,北京市商务局做出了《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京经贸资字[2001]627号文),同意北京二商集团单方面重新寻找合作伙伴,同意北京二商集团将北京嘉利来公司更名为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三天后(即2001年9月28日),北京市商务局就给“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核发了批准证书。五天后(即2001年9月30日),北京市工商局给“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核发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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