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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人种学

   
   
    
   
   余世存

   
   
   
   人类有种,人种有别,大概是人类自身最神奇的事实之一了。曾经读李书磊的文章,他去日本,一路上遇到了韩国人、日本人;有人说到了上帝,感叹说上帝在造人时给各民族分发了不同的面具,是以能在万人如海中见出自己的同胞。那时很佩服书磊的文字和灵气,自己也试着区分一下东亚诸种,却只能靠感觉。即使现在有了阅历,感觉对了,如是泰人、越人,还是柬埔寨人、菲律宾人,但就说不出所以然来。说实话,我是一个对人的体貌没有感觉的人。我很少注意人的相貌。比如对欧洲人,我就觉得都差不太多。但一个意大利朋友当面猜人的出身,对方是北欧还是东欧,是亚美尼亚人还是斯拉夫人,精准之极,让我佩服得很。他跟我讲解原因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极深的文化和理性精神在。
   
   估计我们中国人跟我差不多,都对人的相貌没有太大的理性,尽管我们知道体貌对人的重要性,我们也有着最为发达的命相学,看手、看相、看背、看步;但我们最终是衣貌取人的。我介绍一个法国记者去河南艾滋病村时,这个亚美尼亚裔女士就戴上了头巾,她扮成新疆人走亲戚,成功地完成了采访。这种缺乏自身主体理性的势利,使得我们确实“有眼不识泰山”。
   
   中国人的相貌在漫长的历史里基本上混一了,除了边疆民族的人种差别大一些外,区分华夏正宗,或东北人、客家人、两广人、中原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虽然方言口音、血缘、地缘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简单地说,中国人的体貌正在随着职业志业而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中国人的阶层人性之别在人种学上已经得到了反映。
   
   十年前,我就听过一些朋友说,社会上最活跃也最不能见光的一个阶层——书商们,有一个共同的相貌特征:尖嘴猴腮,贼眼乱窜。记得朋友们讲论书商的特点时,因其入情入理,听者都哈哈大笑。我后来见过几个书商,确实多有如此特征者。他们是社会的“三无”人员,一个人在作者、印刷厂、出版社、书店中间打拚,讨生活,劳心劳力,上窜下跳,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看人脸色的贼眉鼠眼的劲头来。今天的书商们虽然多有度过“原始积累”的局面,他们的脸庞胖大了一些,但那种身心的紧张状态,那种萎缩、不舒展、不从容的状态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但对书商,我们得承认,他们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化做了不少的贡献,他们的体貌特征表明他们在这个社会活得并不容易,他们的流氓化状态今天仍没有多少改变。听说主管官员们就称他们为“毒瘤”。
   
   说到官员,这可能更为人们熟知。不需论证,勿庸举例,我们都知道官员是怎样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人种。中国的官员,在官威官气官腔官派上的成就可能也是文明史上最重大的收获之一。十年前,一个国家部委的处长嘲笑来办事的地方官员,说四个小官员,每人胳膊底下夹一小皮包,手里捧一个茶缸,耳朵上夹一支香烟,等他带他们上楼到另一处办手续时,那几个人把随身的“道具”都拿上,像是在自己办公楼里去开会一样,他走上楼梯回看自己身后的跟班们,忍不住要笑,从楼上下来的女同事更是忍俊不噤。这是一幅多么有趣的官场图啊。十年后,我还记得处长的感叹。
   
   但是,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空前绝后的表现之一,也在于官员们的成就超越了他们的先辈。过去的官威官腔官派官话,比起今人在人种学上的变异来,又算得了什么。以我有限的识见,我也多能猜出处级局级的官来,猜出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吏来。这是怎样的现实。比如,官员的胖有一种酡颜,吏们的作态有一种横彪;官员的脸多如橡皮,吏们的腿多如牛犬。《动物庄园》结尾章节里,就是猪们刻苦努力地学习在体貌特征、言行举止方面跟他们管理的动物们拉开距离。父亲在世时曾有一时糊涂,到北京来嘀咕说我混得没个人样儿,回乡没头没脸的,说还不如村里的干部,看谁谁谁,一天到晚吃馆子,一脸横肉不说,肚子胖得系不了裤带,裤带挎在肚脐下。几有派啊。我那时只是气极而笑,跟父亲说,这很丑,晓得吧,整个一个小流氓。说到后来,父亲也笑了,是的,是丑。
   
   人们因为职业的不同而有了人种学上的变异,这是太丑陋了。但更为丑陋的是,今人在志业上的低俗造成面貌的呆滞、表情的单调、心眼的荒芜、气质的干枯。这种人种学上的变异发生在社会精英身上以及小康了的城里人身上,他们生活在转型的时代,本应是各自做回自己,或独立或共同地回应时代的问题,从而实现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但人阔变脸,相由心生,用来说他们再正当不过的了。他们求的是安稳,混的是富态。一些阔了的学者,十多年里,都说着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话,说着“圣之时者”的话,你猜想他们的表情,一定是闭眼不曾瞧着具体的读者,而拉着脸皮说着“知识正确”或“政治正确”一类的话。他们不以为丑,反以为悲壮激烈,反以为教化任重。一些小康了的市民,捧着自己“十几万吃出的一个肚子”,也是无所用心,不以为丑,反以为荣。他们的相貌,似乎是这个转型的社会给予的,用李书磊的话,这些“面具”至此而穷。他们只能在此基础上演绎命运的无聊,但他们又是优越的,尤其跟年轻人和底层民众相对比时,这种优越性的人种面相更显露无遗:没有个性,但面皮松快;没有心肝,但占据舞台。比起他们来,底层民众实在是原生态的面相,原生态的枯瘦、饥饿、营养不良。江泽民先生要求全面建设小康,胡锦涛先生要求建设和谐社会,看来都是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愿他们意识到了中国人的面相分裂。
   
   我们可以说,这种人种学上的变异是一种流氓化。转型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滋生流氓的社会。对一个德性、理性基础并不坚固的社会来说,这种流氓化实在是令人痛惜的天谴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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