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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闷熟的抒情

   

   一个转型的社会是主观的,虽然表面上有所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但置身其中,实在可以西,可以东,正如阮籍遇歧途而返,因为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白绢恸哭,因为可以黄,可以黑。这种主观的社会似乎给了个体以个性发扬的空间。实则不然,它对个体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私人写作、个性写作、性情写作,等等,所谓的“向内写作”,虽然在一个升平时代是一种细密分工里的精神突破努力,却并不是一个转型社会正当而有效的作为。真正的作家必然是对时代社会有所经验,极为谦卑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才有可能真正参与人性的公共表达。他尽力祛除佚名化的宿命,让自己和自己的时代能够显影定型。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只是一个前提,重要的在于作家诗人们必须意识自己在参与公共精神的重建或表达;他必然因此要回避自己的个性,致力于让大于个体的空间、德性、历史现身,从而使个体完成某种精神之旅,使个体在荒凉里、在文明里得以安身立命。这也是大诗人艾略特论述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个人必须回避自己的才学识,才有可能激活传统,回到传统。

     潘婧写作她的《抒情年代》,其情形比上述简单的描述要复杂得多。今天的“向内写作”早已度过青春期的抒情色彩,但潘婧的抒情写作远非“向内写作”可以说明;在潘婧的笔下,有着普鲁斯特那样追寻过去时光的心力和才智,却又远非追寻那样从容和镇定。潘婧是在一个完全主观的时代用一种单纯的形式勾勒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的品性,这种做法足以挑战人们的时代经验和审美趣味,读潘婧需要一种游离时代经验之外的从容心理,一种旁观者的慢和超越。

     潘婧写的是她们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北京、白洋淀之间的岁月,上山下乡的经验。那同样是一个主观的时代,尽管社会已经极权而超稳定,使得她的父辈们无能伸展个性而附从做了全能机器上的螺丝钉,但上山下乡时期的大乱局面却给了青春一种混乱的自由。他们跟父母一样定格,人生被规定,却没有父母们沉重的精神和现实负担。自然,她们的自由因为失去了言传身教的润泽而成长得极为艰难,充满了悲喜剧,充满了冒险、无助、苦闷和浪费。

     这也是前现代社会注定的命运。前现代社会在文明进化的阶梯上并非一帆风顺,它有反复、停顿、倒退。置身其中的个体及其同时代人,必须跟这种进化有所联系才可能实现自己。这种联系就是一种时代社会事件,是他们有意无意主导的事件,这种事件使他们越出历史的佚名化黑幕现身,他们因此得以命名,得以完成自己的精神和个性。没有这种事件,他们将消失在历史里。无论他们的成长或成熟,都将是一种偶然,撞运。他们的命运无非如此,要么被锁定,被训练成为臣民子民市民,要么放任,成为跟共同体发展状态无涉的原子个人:国家存在着,个人活着却等于死去。

     《抒情年代》里写珊珊的母亲,“一位仪态万方的老妇人,其实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岁,在狂妄的正当青春的我们看来,她已经老了。”潘婧写道,“挨斗,劳改,这些在和平时期不可的非人的折磨,都没能销尽她的娴雅的仪容,甚至也没能改变她的思想和情感的取向;她仍旧忠于党,不敢非议伟大的老人家,耐心地等待她和她丈夫的‘问题’的解决。珊珊和我一样,轻蔑她的父母,武断地认为他们没有勇气否定自己的过去,‘哪怕是形而上的否定他们也做不到。’多年以后,这位仪态万方的妇人垂垂老矣,她曾对我说,假如他们做出形而上的否定,那么,他们将失去‘形而下’的生活。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在排斥异端方面,中国刑法之苛刻。”这里写出了一个时代。两代人的状态,隔膜,不理解。时代的荒凉,使得上代人无能给后代人提供任何精神营养。

     即使上代人有着精神世界,他们也不可能提供给下一代人,因为下一代人完全受时代所囿不接受他们。“偶尔,珊珊的母亲被允许从监禁的地方回到家里。对我们的游手好闲,想入非非,读违禁书籍,她忧心忡忡。她说,你们把自己关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玻璃房子里,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一代人的成长成熟,除了时代强加的,他们是以青春自由的天性从身边获得的知识里进行自我教养,鲁迅也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艺术也好,哪怕同时代的社会科学也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任何到手的碎片营养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他们的成熟过程是悲剧性的。他们既无良好的教育,又无能意识到文明的可能丰富和完整。

     如果把走上社会就叫做成熟的话,前现代社会的青年多半是这么闷熟的。我们可以想见这一代人的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一代文学青年,或一代理想青年的苦出身,没有依傍,没有来路和去处。他们完全不懂得人情冷暖世故,只有时代那些自大的概念空洞地决定着他们的生活细节。他们不理解生存的正当性或生命的德性里有何为何如何。抒情的文学心智似乎表明他们来到世间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只是到很久以后,到潘婧的《抒情年代》里,才有一种错过了迟来了的意识:“说起来我们那时真是没有心肝。当我们在‘老莫’装模作样地举着刀叉,笨拙地切割浇着辣酱汁和胡椒的烤猪肝,夸夸其谈地议论着海明威和惠特曼的时候,全然不把父母的境况放在心上。我的父母从未光顾过这两个当年的豪华西餐厅,没有心情,也不想多花钱。他们全心全意地体味着自己的不幸,以致所感受到的比真正遭遇的还要多。”

     他们并不是没有做事的梦想。“关于现实的生活,我们也曾有过一些改造社会,普救众生的志愿。我有一套费特照相机和放相机,是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可以拿来为村里开一个照相馆;珊珊试图说服村干部利用当地盛产的芦苇建造纸厂。对于这些异想天开,那些黑衣服的农民只有摇头与讪笑,像一张网,软绵绵的,但牢不可破。我们的宏图大志不过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如同一个空洞的回声。”他们纯洁的心地完全没能体会生存的严酷。他们虽然被闷熟了,却似乎永远长不大,他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无能运用成年人的理性跟外界进行正当有效地沟通。

     “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歌德如此说过。但何尝如此。现实的力量完全能够让人忘掉或变异。优越自大的感觉、玩世不恭的人生、报复补偿、孤独无告的心理,正是这一代大部分人后来立身处世的态度。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苗头。“在她被诱惑之前,已经以哲学的思考认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新鲜的,享乐的,纵欲的生活方式。”

     好在这一代人并不是全部忘掉了,潘婧没有忘掉,因而有了《抒情年代》。

     生命的落脚点在哪里?潘婧也没有回答,但她追寻了现在的来路,她的青春时代突然成了一个作品,一个可供无限回味的、不可替代的作品。这跟同龄人曾有过的“伤痕”、“寻根”一类学舌之举拉开了距离,这跟同龄人当下回避自己的青春生活也拉开了距离。无论他们从哪一块文明的碎片走来,是白洋淀的,还是内蒙大草原的,是大漠戈壁的,还是南方雨林的;无论他们后来是通过四五事件实现了自己,从上山下乡一代更名为四五一代,还是通过恢复高考给自己补充了知识的营养;他们今天都在为生活的虚空纠缠。成功名的社会中坚从精神思想上下岗,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从社会职位上下岗。生存的巨大虚空,使得其中的潘婧找不到呼应,找不见同类,她只能像他们青春年少时所做的那样自我规定自我教养,“不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这反思首先在于把来路回忆清楚,把握住。

     潘婧无心中为自己的同龄人做了一件事,这是尝试进入民族历史的公共空间进行对话的努力。但作品可以说是控诉,可以说是表白,却很少有对话的意味。《抒情年代》的悲剧性正在这里。

   ——世纪中国(1/14/2005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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