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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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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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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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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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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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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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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雪(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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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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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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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人种学
·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近代史非常道:谁都没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
·我们今天的知识为现实服务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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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关于孙世祥的提纲(初)
·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流氓管理学——以墨索里尼为例
·布衣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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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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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劫——应王俊秀先生之请为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
·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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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内史过的兴亡说
·臧文仲的不朽
·苦命的英雄皇帝
·没有仇恨的战斗——悼念包遵信先生
·强国时代的弱国先知
·破解生死密码的先知
·宰周公的游戏
·蛰伏于历史的先知
·王康其人
·两千年误读庄子谁更精彩
·巫臣:大义凛然为美色
·先知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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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

余世存

   一。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因为看到了《英雄》,朱淩想见一见作者。我们在秋雨中的什刹海见了面。这一天是2004年9月14日。我已经习惯了离群索居的生活,经常整日整月地不说话,如坐枯禅。电话响起,常会惊慌失措。因为对体制生存和对反体制的体制於心不安,至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对任何一个前来交流具体问题的人,我总不免抱有幻想。因此,虽然经常地木讷寡言,又会时不时地参加聚会。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又巴巴地去赶场。绝对的热闹和绝对的孤寂,是我在中国北京的生活。写诗的陈初越先生曾说我是“有机知识分子”,只能让我苦笑。

     朱淩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她从农村里走出来,对有关底层的人物抱有朴素又诚挚的敬意。她自费去过湖北潜江,采访我称为“英雄”的姚立法,由此结识了相当多的“三农”问题专家和农民领袖。她写了一本《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她不知道如何归类,是纪实,还是报告文学。因为要保护当事人,她笔下的人物全都化名,不过化名也微妙,多数是把姓名三字的中间字去掉,像中国的其他事一样,成了公开的秘密。《灰村》讲的是山东一个民选村主任的故事,我问是不是到北京开会随身跟着保镖的那个人,她想了一下,可能你说的就是这个崔祥联,书中叫崔联。

     我们一起讨论了基层民主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坦率交换”了意见,我们有一些“共识”,但没有达成“高度的一致”。朱淩一直奇怪我两年前为什么会写那么一篇题为《英雄》的文章,我开玩笑说,那时正值张艺谋的电影红遍大江南北。我无能告诉她我对基层民主、民间意见领袖们的感情和认知。朱淩也竭力让我同情地瞭解她们的难处。她们人手太少,每天收到中国各地基层申诉的信件以几麻袋计,只能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拆开、分类,根据不同的问题寄往相关的部门,她们根本不能一一关注。每一封信里,都讲述着一个辛酸的故事,都是一个人间悲剧。虽然每看一封信,只会增加自责和痛苦,但任何一个人长久地接触这些信件,收穫的只是麻木。

   二。拒绝麻木

     好在朱淩没有麻木,更没有侥幸自己已列入“人上人”般的“小康中国”生活,至少她走出了一条个人性的救赎道路。她跟我见面,对我个人没有兴趣,她的全部话题是农村、基层、姚立法,这让我感激。很多人见面,总会关心我的生计,我的收入,我的日常起居,让我口将言而嗫嚅。虽然带有不少主见,朱淩对村民选举的事还算瞭如指掌。她甚至说姚立法在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姚立法的出现得益於地方政府的文明程度,要是在别的地方,早被人暗杀,做掉了,我同意这个说法。朱淩还谈到对具体人的看法,他们的出路,我们开始谈茅於轼、李昌平,我对二人的批评,他们在农村飞了一圈,又绕回城里收穫各种好的名目,即使他们有示范的动机,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不具有示范性,他们的生活最多属於良知的范畴而不属於正义的范畴,真正的出路必须是可示范的,人人可以走的,真正的出路必须着眼於正义。这让我又一次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即当下的中国人必须明瞭个人生存哲学和社会变革哲学,二者的正当性是一个问题。

     因为一再说到姚立法,我打电话请逗留北京的陈初越过来。朱淩很高兴,她不认识陈,但是陈初越的文章使姚立法走向了全国甚至海外,更重要的是,据她所知,全国很多地方寻找出路的农民和志士们,都是通过陈初越的文章,看到希望的。我听到这个情况,很替陈初越骄傲。我多次矫情地说过,书生报世,当在文字。但要写出报世的文字又何其难。陈初越来了,谈话就变成了他们二人的,我在一边痛饮酒,朱淩问我怎么如此好酒,我笑说,“唯有饮者留其名”。

     这是一次难得的让人愉快的聚会。苦闷须饮,开心也当浮一大白。我听到他们交流姚立法的性格、人格,甚至真假。我截住朱淩,说着醉话,姚立法的为人处世,从中国人的伦理关怀看,是非常美的,要知道,中国人以审美看待人物,只讲美丑,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中国人是丑的,因为他们的人格萎缩,不舒展,人性的自律乃至依附势利,使他们看起来很丑,他们都是缺乏主体的人,他们只是专制社会的宾格形式。朱淩被我说得一楞。陈初越接着说,姚立法是一个不计利害的人,有古人之风,或像西方人,但不像当下的中国人。但他肯定是一个真人。他没有别的动机或野心。他举例说,姚是一个绝对认死理的人,他带着陈去乡下找村民瞭解情况,坐一种当地的蹦蹦车,为路费跟司机商量半天,到目的地后,司机少找一角钱,姚立法跟司机理论半天争到手才罢。朱淩问,那是否是中国人说的一根筋?陈答说,不是,姚立法对一切受压迫的人们有感情,但他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表现得像一根筋,但他的一切都是对规则制度的绝对公示性的维护、履践,那些在姚立法面前下不来台的人倒确实先冒犯了规则,才最终感到被冒犯了。正是出於对规则的敏感和维护,姚立法才会有十年之久参与地方人大代表的竞选。他把中国人多已习惯的人大“潜规则”弃置一边,屡败屡战,执着地在人民面前表达“代表”的真正含义,最终自票箱里以高票当选,一举改变了潜江地方的政治格局。他激活了潜江的生气,不仅争取着潜江市民的利益,而且反哺般有力地推动了潜江的农村村民自治运动。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陈初越还说,其实姚立法的爱人被人们忽视了,这个女人非常了不起,姚立法的成功固然跟自己的性格抱负有关,但也受益於他的爱人,他的爱人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人,不沮丧,不抱怨,也不炫耀。

     三人聚会还说了很多的话,但我却像随兴的游客,无有记忆。告别的时候,只记住了朱淩的一句话,请给她的《灰村纪事》提提意见。

   三。乡村的悲喜剧

     我打开朱淩的书是一周之后的事,因为有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一级的经验教训,因为在农村长大,因为模糊地听过崔祥联的事,更多地,村一级政治领袖在我们眼里太微不足道了。虽然我在《李昌平和三农问题的绝路》中提醒城里人,“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课题,而且是关乎亿万人身家性命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就在我们说话之间发生,生发了我们难以知晓的无数的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但我自己同样对农村有很多想当然。

     开卷有益。每一个人都体现了时代的本质。书中的人物事迹很快打动了我。朱淩的书写得像小说,看章节就知道是一个中国乡村的悲喜剧。第一章,“1999年5月8日上午十一点:选举秀”,选举秀是很多人对村民自治的说词,同样的说法儿有,走形式,走过场,没有希望的折腾百姓的做法,等等。但任何一个假的规则遇到较真的人却要付出代价。不仅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基层选举最终“弄假成真”,就是姚立法这样的人也是通过这一规则而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机会;更重要的是,无数的村民明白,村官的好坏确实关系到自己的生计命运。因此,自1987年村民自治试行办法颁布以来,中国各地的“选举秀”陆续选举了三四届,到世纪末,终於有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局面。灰村的主人公崔联在前几年公开挑战村干部,要求民主选举,从而暴露了自己后,被迫远走他乡,潜伏多年,在这一年的春天再度挑战,终於在这一天的“选举秀”中当选为村主任。为了当选村官,崔联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在三月的冷夜里,挨家挨户地在村民门槛下放“传单”。朱淩写道,“裹着一件棉衣的崔联,一手抱着村主任竞选纲领的宣传单,一手拿着电筒,怀里揣着避邪驱鬼的小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上。像夜游魂一样。”

     第二章,“2000年4月1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夺印”。崔联虽然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但村党支部不支持他的工作,他没有公章,没有资金,行使不了权力,他做村官是极为窝囊屈辱的。据说这是一切民选村官的命运。在一位北京记者的提醒下,他单枪匹马地召开村民大会,将村务公开,由村民决定是否砸收割机车库的大铁锁,村支书的喽罗将一把铁锹砸在桌子上,指着崔联的鼻子大骂,追着崔联乱跑,后来由崔联的支持者崔雷用斧头把崔联救出来。朱淩的这一章的故事是惊心动魄的。为了自卫,崔联学会了偷偷地录音,以至於干部们见了他都绝不开口。为了开展工作,崔联和另两位村主任凑钱到北京上访。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后的日子,他因为在村主任培训班上倡议全县村官组建村民自治协会,被迫写检讨,在家“监视居住一个月”。他们偷偷地跑到北京上访,被人骗去一千多元,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给了一个上访的可怜的女人一百元,最终在民政部受到了接待,增加了他们工作的信心。因而有了夺印的狡计。夺到公章的那个场面。老会计当场急了,直朝崔联扑过来,想把公章再抢回来。老会计骂道:“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老会计年纪大了,肯定也不是崔联、崔喜的对手。三下五除二,老会计就折腾不动了,站在一边气得浑身直打抖。崔联说:“姑爷,这本来就是村委会的章子。是归村民所有。说得不好听,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霸占着公章不给村民。你别忘了,你是被村民选下去的干部。”但有了公章还不够,村党支部不交账,村党支部仍能够支取村财政。这中间的勾心斗角可以想见。崔联曾把账本抢到手,没人敢打开,请邻近市的会计师们查账,没有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敢接这一生意。崔联借钱为村里做事,一直受到“旧势力”(崔联用语)的打击,他的家门被劈,他的人被打,是常有得不正常的事,他一年报警一百多次。他还带领村民跟邻村为土地打群架。

     第三章,“2001年2月14日上午九点:官司”。崔联要求村民民主评议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因为私下里跟村支书讲和不能够,他只能应战到底。第四章,“2002年8月9日下午五点:免职”。在五月间村两委换届选举之时,村里的财务仍由党支部控制,四年的收入和支出账目不清,造成了换届选举无限期拖延。到八月,镇政府宣布取消崔联的村主任资格,此时,崔联为村务已经担负了几十万的债务。短短的第五章,“故事还在继续”。2004年元宵节过后,灰村举行被推迟两年的选举,崔联已高票当选。这一次选举里,原来的“旧势力”已经瓦解,崔联打江山时的帮手崔喜成了他的对手。

   四。我被无力感包围

     通读朱淩小说般叙事的全过程里,我被一种无力感包围了。村俗、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一角钱的事、大印的事,把人变成了“乌眼鶏”,永无休止的明争暗斗、永无休止的丢脸、永无休止的身体挨揍。设身处地,我若是崔联,我早就心灰意冷了,我早就远走他乡了,我早就做一个装孙子的顺民了。即使我咬咬牙坚持,我有什么办法呢?崔联也写文章,“请问苍天,民选村官为什么该如此命苦呢?”我不相信所谓的“新乡村运动”,我相信,大多数农民背井离乡,逃往城里,因为确实,“城里空气使人自由”。我相信八九亿农民必须大幅度地减少,如同崔联坚信,乡镇一级政府必须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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