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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余世存
   一

   警车如风暴一般来回扫刮,大街小巷密布明探和暗探,我陪戴迈河去欧阳江河家,在此起彼伏的尖啸里播放《屠杀》。在场的还有莽汉诗人马松。我虽已享用了无数遍,仍然被磁带里的廖亦武搞得喘不过气。大伙都有坐在火药箱上的感觉,"万一现在警察突然闯进来咋办?"马松问。
   没人回答。欧阳江河赶紧取出《屠杀》,还给戴迈河,换了一盘舒曼的小夜曲。"就当啥也没发生,啥也不知道,"他抹着虚汗说,"我得了健忘症。"
   戴迈河在一旁独自冷笑,马松缠着我玩耳朵认字的把戏,此时肖开愚敲门进屋,告诉大伙一个秘密,他在六•四之后写了首抗议诗,藏在家中的水缸底下。
   他的面孔越来越朦胧,欧阳江河站在临街的窗前沉思了一刻钟,然后转过袖珍大师一般瘦小的身子,宣告自己已处在安全部门的调查和监控之中。
   客人们识趣地集体告退,如出席葬仪一样互相紧握,珍重珍重。
   这是廖亦武《证词》中的一部分。它象征了我们汉语作家的命运,无论我们如何导演、制造或标榜语言里的狂欢,我们总是只会也不得不以一己的小智应对生存的重量,我们往往活在表层上,或跟生存不可承受之物游戏。说大难临头各自飞也好,见胜利名利揉身上前,见破落败亡纷纷逃窜也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个体生存哲学。就是说,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我们反而远离了一种深厚的文明认同,而回到了原子个人生存状态中。无论人们怎样高评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热,我们看到它收获的只是种种跳蚤。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影响民族进程的作家思潮相比,跟他们为汉语世界立言立法的功德相比,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生活得过于自我了。这些自我撕破其实为无。这种虚无的创造不足以教化自身和他人。因此,在真正的考验来临时,无论是名利的诱惑、市场的热闹或专制的力量,语言里的编造不过是梦幻泡影。
   尽管中国的苦难和精神沦落还在继续,中国作家们却很少探究这种社会的本质。跟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劣质转型一样,如一战二战前的德国,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当代的朝鲜、古巴等等,中国缺少足够的精神力量对抗一个时代的沦丧。更可怜的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勇气和心力,将自己拔出恶俗,从而取悦韦伯、爱因斯坦、鲁迅、索尔仁尼琴、哈威尔那些伟大的同行。这个专制国家以大大小小的家长统治亿万子民时,我们不少人乡愿地为做一个类人孩辩护,装孙子做乖孩子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办法,是对其他类人孩的一种保护,也是代价最小进步最牢固的一种办法。最近的例子,就是北大一塌糊涂网站的关站,这个自由的摇篮里的玩具被粗暴地打碎在地,数千名教授、学者、数万名孩子式的大学生,少有人哼一声,所有关于文人学者自由精神的美好说词,所有关于现代公民的成年意识,所有关于知识分子自身是一个独立政府的骄傲,所有关于大学生是皇帝新衣的揭露者的希望,都在这不断生发的事实里一再证实为虚妄。
   因此,在中国,谈论一种劣质的事实变得正常了,谈论物质成就、谈论腐败、技术、享受是一件正常的事,谈论精神却是无人喝彩的独唱,谈论一种真正挑战、冒犯我们人性尊严的事实变得异常困难。我们对贪官、暴富、伪学者们的谈论往往终结于感叹,我们对不义、两极分化、城乡之别的事实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无可奈何,我们说不清楚生存的环境。美国人丹尼尔贝尔曾说,“一个社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极为可悲的”。贝尔是个成人,还要刺激并保证敏感的心智;我们是类人孩,却已经安于小康即坠的状态。王小波问过一句话,“人类到二十一世纪了,你给弄出一群十几亿傻子来,怎么个过法?”他忘了这问题缺乏交流的对象,跟傻子们谈论傻毫无意义。这也是我们谈论廖亦武《证词》的困难所在。我们期待表达时代真相的文字出现,只是这种文字一旦出现,远远超乎中国人的接受能力。因为期待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现实的习惯、稳定秩序里的生活方式、恒产恒心的审美风格,都需要回避真相,至少遮蔽真相那过于耀眼的光芒。廖亦武做了见证,他的见证太独特、太恐怖、太显得例外,它难以挑战或动摇傻子们或说类人孩们的心智。这也是一切专制时代作家们感叹文字无力的原因所在。文字难以撼动专制的心智。他的见证有待于另外时间空间里的读者,尤其需要成人的心智才能呼应。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见证如同中国转型里的一件人间惨剧一样,发生过了,如此而已。
   二
   在他的不朽之作《证词》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从诗人到犯人的过程,用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等字眼远不足以表述《证词》所见证的中国生活经验。
   一九九零年三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个城市,一批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周忠陵、吴滨;诗人石光华、刘霞、刘原、邹进、魏海田、朱鹰、白唐枫、宋炜等数十人;案犯妻室阿霞、韦济学、陈有敏、刘晓娅、东南、潇潇;大学生潘冬梅、赵盼红;以及廖亦武捕前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肖雨嘉。警察当局称:"这是自六•四以来,我国最大的一起文化人案。"次年十一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因与戴交往而被劳动教养和多次传讯的,尚有诗人周伦佑和诗歌批评家唐晓渡。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综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
   四年之后,廖亦武开始撰写他的狱中生活,到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袭廖在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绝境之下,廖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1998年9月、1999年2月、2002年12月,警察先后在北京、江油、成都等地突击拘禁并搜查廖亦武,夺走其百万字左右的各类原稿。
   这一切显得像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至少不“代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除开短命的六四氛围,中国人一直认同官方的改革开放的说辞,一直响应官方发财致富的号召,一直将官腐民败的实践进行到底。甚至法轮功的捣乱、每年的六四等忌日、中共重要会议期间的严打气氛,都离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相距甚远。中国人无能感受并认知这种生存经验。廖亦武在第一部分“东窗事发”里把这种生存经验叙写得淋漓尽致,那是官府与秀才的冲突,是国家机器与精英的冲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是理想、正义、良知与权力、专制秩序之间的冲突。它跟民生日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廖亦武的《证词》在这一部分里谈论真相,具有控诉的意义。
   毫无疑问,廖亦武对自己的生活经历的记忆是真实的。那些诗人圈子、四川民间知识界的反叛精神、文人们对六四屠杀的痛恨、追问,以及逃亡之路,国家机器的天罗地网,都是发生过的事实。在诗人笔下,这一切有着传奇和故事的品质,显出崇高和审美的亮色。
   三
   廖亦武证实,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对包括他在内的良心犯、政治犯的处理是骇人听闻的,在今天中国大陆的类人孩们都沉浸在名利的追逐玩乐中时,这种对其他稍有不从的类人孩的生存剥夺既残忍,又极有效果。这是杀鸡儆猴的做法,是让还有所娱乐的类人孩们对“生存权”乐此不疲并感恩的做法。
   一个专制国家需要有敌人对手来动员自己的子民,一个类人孩国家需要一个阴暗的悲惨的地狱般的世界,在那里不仅没有人性可言,也没有人的气息,只有动物般的呼吸,以使它的精英们犬儒,使它的子民们乡愿,并使听话的孩子们获得人生在世的意义。对中共而言,这个地狱世界的建造是空前绝后的。它有多重性,自其开国以来,它不仅建设了古拉格群岛,如大大小小的右派农场,还有奥斯维辛般的毁灭策略,如对艾滋病人、法轮功信徒的处理,它还人为地把人口占四分之三左右的农民变成一个贱民世界,并用上山下乡一类的户籍制度惩罚吓唬过一代本想大有作为的孩子们的记忆。这个地狱世界的反人性是有目共睹的。农村早已败落,成了土豪劣绅们出没的世界。监狱则是丛林,遵奉弱肉强食的逻辑。裹腹是其居民的第一需要。中共刚建国,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即指挥人盖秦城监狱,监狱盖好,周恩来让冯及其助手作为第一批客人住了进去。他们在狱中吃不饱饭,同室的难友责怪冯的助手,订犯人的伙食标准为何不高一些?那些难友还没有悟到,没有人性,不把人当人看,正是中共的特色。
   不服从者不得食,任何良心犯、政治犯,任何说出真相的孩子,任何有所不从的作家都从它的吃人肉的筵宴上开除、放逐、收监。体制生存成了类人孩们的生活要义,甚至它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我说过,类人孩们是没有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的,不仅中共失败的官僚曾大量地关押在秦城一类的监狱,就是它失意失势的官僚,那些作威作福的类人孩们如李鹏没有说话权,他没有出版自由,如乔石李瑞环朱鎔基没有交友权,他们不能轻易串门,最多如李朱二人那样把戏子们请到家里唱堂会,如田纪云没有走路权,他不能出国。
   敢于妄自尊大的诗人当然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生存权也无处逃生的世界。“东窗事发”中,一大批诗人、作家成了当局的敌人、正常生活里的“坏孩子”,其生活的道路当然越走越窄,加速度跑进监狱里。《证词》的其余部分,“在收审所”、“在看守所”、“投入劳改”等部分都是对狱中生活的纪录。
   跟中国其他的地狱世界一样,中国的监狱是一个少为外人所知的世界。农民的儿子进了城,不仅一去不复返,而且脱胎换骨地成了城里人,外人难以通过他认知农民的世界。坐过中国监狱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出狱后也少有讲论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仿佛他们真的被改造好了,或者监狱生活真的是不堪回首。
   《证词》的意义也在这里全部显露。廖亦武记述而非塑造了许多狱中人物,狱霸两路口、爱签名的黄岗、充当电视天线的二天线、盗窃嫌疑犯前国企工会主席任某、扣私处虱子的石头、号召集体手淫的方脑壳、惯偷慕明,每一次转狱,他都遇到这些完全为社会抛弃,言行心理异于常人的人。监狱里把他们叫“货”,接货出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千年之间,中国人对人的称谓没有变化,依然停留在对货的分析归类上。这种分析归类是遵循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的逻辑。“以室中小路为界限,划分出基本阶级-‘上头’与‘下面’,上头以老召为大,而老召由管房干事指定。以此下排,老二黄岗和老三石头也拥有相当的实权。每一位上头在对下面享有不择手段的盘剥和镇压的同时,也如一个微型国家独裁那样,进行了领导职能上的分工。上头的外围是打手和管事,打手负责‘过手续’(按惯例对入房新犯施以下马威、‘炒菜’、‘点菜’之后的肉刑具体操作);管事负责上头的饮食、起居、卫生及娱乐安排及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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