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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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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汉语的悲剧——毛喻原和他《永恒的孤岛》
·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我们的日本是亚洲的痛
·在中国生活的心灵——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不锈钢老鼠
·观朱维民先生所画阿Q正像
·十月诗草之九:与笑蜀同志陪若水先生在日坛公园饮茶
·十月诗草之六:忆汪丁丁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十月诗草之十:关于逃亡
·在孩子们中间
·听说读写:世纪末你有何留言――答北京文学李静问
2004年
·为什么是“汉语思想”?――应陈子明之请而作
·我看见了野菊花
·当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的态度(一个提纲)
·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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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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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孩与专制中国的未来――为王力雄获第二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我们时代的社会正义
·从真理到正义--为天安门母亲口占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
·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甚么?
·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
·异行和我(《我看见了野菊花》成书出版)
·礼失求诸野
·国耻
·赠任不寐先生
·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收王康诗作,赋新诗,为朋友们祝福,惭愧。
·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
·听廖亦武
·平安雪(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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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老调子不会唱完
·2004年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侧记
·被闷熟的抒情
·乱祭
·天下平安玄门广大道场
·媒体中的专家话语
·流亡的良心——刘宾雁
·国丧被囚有所思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谁是历史的罪人?第5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授权公告】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闲说流氓史——以墨索里尼为例
·流氓人种学
·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近代史非常道:谁都没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
·我们今天的知识为现实服务了什么?
·雁去留意
·笑谈精英衰败
·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2006年
·我梦见了胡佳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今天怎样读历史?
·原因的原因
·关于识时务的几种态度
·那些血性的人
·做不了主的主人
·把把都想胡
·张教授的改革生活
·汉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向
·满街圣人
·当官的难处
·那些永恒的女性
·北京的出租司机
·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关于孙世祥的提纲(初)
·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流氓管理学——以墨索里尼为例
·布衣之身
·不依傍万有
·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
·亚洲的声音
·文艺复兴不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
·在时代面前放声或失语
·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李敖是否度过了青春期?
2007年文章
·饭碗问题和就业主义
·中国劫——应王俊秀先生之请为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
·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
·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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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行和我(《我看见了野菊花》成书出版)

   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文字多是写人的。我很早就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年轻时曾想写一部危机时代的中国人之类的书。自那时起我似乎一直在打量着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虽然我目力所及,所熟悉者是可怜地单一,但我仍期望能写出人性的美好,以使我和我的同胞们从中国人的角度丰富生命,达到人的自我完善。

   实际上,在流浪的日子里,我还是接触了不少不同阶层和有如云泥状态的人。由于懒惰,我没有为他们“画像”,歌女、商贾、农妇、吏师、行者、军头,等等,像那些千百年上演不衰的剧目一样,远比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里的弄潮儿更让我看到了历史和生命的重量。但我没能完成“实录”他们的工作,有的人,例如,“我所认识的常克志将军”只写了几百字再也没写下去,这让我对这位新四军的营指导员,像历史上那些不幸的老军头一样的现代中国军人,其坎坷不幸的一生深怀歉疚。同时,由于我个人更关心知识界同行们的作为,我之所写,更多地着力于这历史上的士或今天所谓知识精英一群,这当然也是零零碎碎的,远不能反映什么,说明什么,其中朋友们期望我来写的“大哉力群”也只是写了一个开头,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设立当代汉语贡献奖,把刘力群先生评为首届得主之一,算是一个小小的还愿。

   这样说来,我这本书仍只是我个人的集子,仍只是我所说的个人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虽然对我个人来说,也有常克志、刘力群等众多的人没收入进来的遗憾。因此,本书的简陋是要请读者朋友原谅的。好在对中国人来说,悠久厚重的历史本身已呈示了意义,悲喜剧一直在上演,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而已。我知道有人正在写中国当代的“五行志”,或者会有人来写当代中国的“异行传”,也许在那里人们将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有更准确的理解。

   还要说明的是,本书绝大部分为近年来所写,只有几篇是旧文,其中一篇写穆旦的文字,那是我最早写人的习作,我把它收进来,也是为了个人小小的怀念。 

   在知道自己又有可能出一本集子时,我把自己的文字翻检了一回,能公开出版者大概只有写人的篇什。我把近年来的搜集起来,竟有了二十多人的队伍,北岛、汪丁丁、喻希来、王康、毛喻原、汪晖、王小东、张五常、李慎之、何家栋、唐逸、舒芜、穆旦、王小波、朱海军、张远山等,我编排了二十一篇文字,定名为《异行:转型时代的人与事》,简单地写了如上的几段话,就给出版社寄去了。

   散文仍是显得繁荣的,但寂寂如我仍须随喜文丛一类才能混进繁荣的队伍。很快我被告知,书名是不行的,要改;李慎之一篇,舒芜一篇、北岛一篇不能用,其他诸篇部分句子需要斟酌。我没什么意见,只是如请一次次地寄上其他有可能的文字以免我这一本薄不成书。先是诗,十几首诗里,有关毛泽东和有可能是影射邓小平的两首,有关农民工的和关于逃亡的几首被撤下来。在出版的过程里,我们的人民币又发行了新版钞票,上面全是毛泽东的头像,这让我伤感。大概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们不能对这位历史人物进行公正的审判了。我们来自一个悠久厚重的文明传统,但流通而让我们感恩铭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我想到乡间骂人时的话,“是的,你哪是凡人呀,你不是爹娘生的,你是石头缝里土坷垃里蹦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是从一九四九年蹦出来的。“文治武功,皇帝的精华/我比所有的共产党员更崇敬你/吃完了红烧肉,再为农民哭/我穿越水晶棺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些青春少年的诗句只能在我的心里无望地凝结,不再青春的我在舒芜一篇里对毛泽东作了更激烈的宣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让其见证天日;后来是一些随笔,但“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一文也被枪毙了。我对自己校读一遍书稿失去了兴趣,好在真正的读者不必在乎我所说的全部。

   时光流逝。我知道出版社正工作以繁荣着。我的生活却荒芜得可以,有时整日无人相对,无语可谈。我惦记着我的“异行“,想到历史的“一以贯之“,有时会禁不住笑起来。

   我曾经愤怒于生命的去势、自律自宫行为,但现在我无言以对,太监文化、差序格局是我们的常态,已经快构成了我们的生命本质。假如我们能理解,网站、报刊、出版社那些熟悉的朋友们需要安稳地生存下去,我们与之联系的底线不过就是不给他们添麻烦;那么,所有众神喧哗狂欢时代的“声音响起,语言里是一片沉默”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逃避,或者可以保持有清洁的精神,但假如我们能理解,我们的妻子、父执、兄弟、朋友需要我们越过正常的渠道,绕过公示的规则做一件事,这再正常不过,而我们因为位居要津,或有可能通达要津,我们做这件事惠而不费,得了人情,方便了亲友,那么,上海交大招生内幕一类的事又算得了什么;接下来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上千年前的诗意不就仍是我们今天活着的第一要义?

    

   二 

   人是怕孤独的,人生因此经常跟异己的东西难解难分。权力、钱财、知识、真理、才华、人群集团等等,甚至崇高得替天行道,道成肉身,与道相伴而行。道是有不同的,自由、平等、爱国、正义,等等,在未号召之前,道的冲突即已一塌糊涂。人生依旧,社会依旧。我已经懒得用鲁迅式的追问了,你们把大道许诺给众人,你们把什么留给了自己呢?但愿在姿态的背后,人还是一个实体。

   但民众又需要什么大道呢?从热血也热闹的文字生涯里淡出,我品味出不少孤独的况味,无事可做无所事事的况味。吃穿住行给孤独的我呈现其本来面目。售票员的热情或冷嘲,小酒馆招待的恭顺,理发师时髦的发型,集市的喧闹和超市的冷漠,等等,似乎是永恒,他们每天都在重复,认真地生活,没有懈怠,没有失去耐心。生命之道也正是在他们身上,他们日用而不知,又何需另外的明确的来规定或引导出崇高之类的意义。

   但为什么我要忧伤?一,我永远不解这类生活了。看着同龄甚至十来岁的孩子给自己服务,曾自以为代言的我无话可说,“哦,我的人民,我为你做了什么?“自居底层的我终于意识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追问到底,我算是统治者的一员。二,他们其实是不快乐的。这跟第一个问题相似,既然社会仍是上下两层难以自由沟通、平等交流,那么在下者工作劳动的不快乐是必然的。这里也有鲁迅式的命题,中国人少有活泼的丰富的表情。三,在他们工作、生活的背后,那支配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或制度机器仍是异己、专横、强霸的。一次大运会可以让生意停业一两个月,一个城市的某些统治者(交通管理部门)要自我表功自我捞钱就心血来潮地砍杀七千辆出租车。更经常的,手揣三证的农民工在城市里东躲西藏。

   为什么我要忧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一切是多么富有审美意味呀。没有被现代或后后现代油污过的脆生生的小姑娘和稚气未脱的大小伙子是你的仆人或贱民;我们给出命令,他们立正。我们给出娱乐,他们稍息咧嘴。我们给出知识学问,他们服从地思考。更富有意味的,是利益的均沾,给教授长工资,给公务员长工资,让无须长工资的资本家们进入核心队伍。部门与部门之间、公检法与黑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可以在一次次的名目活动中洗牌调整。老师可以吃学生和家长的,律师可以吃原告和被告的,医生可以吃病人的,物业可以吃小区居民的,报刊可以吃黑幕和突变灾难事件的,名胜可以吃祖先和大自然的,只要你在某个位置,你就可以在薪金报酬外吃尽你所在的山水,至于电力部门被尊称为电老虎,自来水公司被称为水老虎,铁路部门被称为铁老大,公检法工商税务更被亲为大爷,实在是有着超出一家一姓例如某党某阶层某部门的意义,用张五常称赞拉美和印度的话,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定义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要忧伤?我就像祥林嫂一样,我单知道专制的社会是不能长久的,印度拉美的道路是应该切断的。去年我还跟一位学者商量希望有人来研究拉美和印度。可我还是没有想到,专制的幽灵会以我难以想象的形式来戕害人性;我更没有想到,我们的社会比印度拉美的腐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们不叫印度拉美而已。借用别人的话可以说,这一死水社会里不仅定义得非常好,而且更显得有生意活力。

    

   三 

   我已经老去。或者说,我终于度过了我的青春期。因为我有长时间的沉默,对世事的麻木,我习惯了。我甚至以为,民主正义的力量在积累,生命自由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民生欣欣着向荣,社会坚定地进步。那是多么好,社会照样在发展,“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只有当更年轻的朋友们的声音,林国荣对经典的执着、傅国涌对事件的激昂、安替关于现实的论争,等等传来,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度过了我的青春期。为什么我不再愤怒,难道我不再是一根脆弱的芦苇,遇风而唱?

   每个人的生命属于他自己,有自己的季节。但是,社会整体与个体异质同构,民族社会的心理(所谓的时代氛围)常受个人特别是中坚群体的影响,因而责任关怀仍为至要,活着是一件重大的事。上个世纪初叶,在曾左李和康梁们努力之后,本来已近虚无,连孙文都以为乱久思治,但陈胡鲁们的介入,使自由、思想、学生、现代知识分子等登上历史舞台,一个青春少年中国为之唤来,至于今日我们读五四先贤文字,总为其中激荡的方刚血气感动,而我们自己,虽年轻却较之他们不知要老于世故多少,不知要瞻顾前后要高大全伟光正多少。上个世纪末,百年来的民族冲动落实到社会中坚分子身上,落实到上山下乡的四五一代人身上,我曾经绝望于这兄长一代的虚无,使整个九十年代充满喧哗,却少有正当和有效。现在,民族历史里最活跃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制造者们属于渐行渐远的四五一代和越来越占据主流的我有幸归属的八九一代人,这两代人都有过理想、青春、热血,现在都只有自己和服务于现实机器,用我自己的话说,“完全消融到中国里了“。我知道堕落、丑陋代代都有。十万网警十万研究生(我不相信),警探对面的言论、声音、色彩的制造者多为我们这一代人,那么,我又能说什么好呢?病毒早已撒播各处,对边缘、贫困、底层而言,这个并不优秀(它自我表扬说自己是高峰,时代的里程碑)也不高尚(它自我宣示说自己代表三,三生万物)的精英阶层早已不值得指望,这是一片无望的大陆。

   但总有例外、个案,也许希望就在他们身上。当死水里泛起了涟漪,自焚、发功、爆炸、静坐,你不能说这只是在考验我们的神经和承受能力。摇摇欲坠、多米诺骨牌、偶然、突变,你不能说没有希望,不做好准备。而人们,确实为之激动、谈论、愤慨、宣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耗尽了心智,耗尽了力和热,它自岿然不动,它只是在运动你,它随时能让你的注意力发生转移,它可以变戏法一样让你跟随或目瞪口呆。中美撞机、七一讲话、申奥成功,等等,我们原来是升平有希望的。只不过一切跟你无关,跟我们无关。这个大而热闹的世界不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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