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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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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孩与专制中国的未来――为王力雄获第二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将2002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王力雄先生,学术委员会委托我作主题报告并对此情况进行说明。
   这并非荣幸之事。至少目前为止看来仍是如此。在今天,正直的人们只有沉默才能保有清白的时候,聪明之徒善于无言以示有清洁精神的时候,试图做一项公共活动实在是难以讨巧的。更何况,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是一个并没有注册的研究机构,它在中国大陆要获得身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它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多年前,在酝酿创办这样一个研究所时,我曾经想到过,即使失去存在的中国前提,它也应该顽强地经验并表达一个自由正义而超拔的研究机构所禀有的全部内容。它设立当代汉语贡献奖也是为了表彰那些对当代汉语――这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作出重要贡献的机构和个人,表彰那些不回避中国问题,提出文明新生路径的思想家们和实践家们,表彰那些怀着不忍之心给当代汉语的写作和传播注入生命,注入理想主义和超越情怀的努力。它打出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的旗号,也是为了交流的方便,但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它难以壮大,它设立的课题无能实现,它创办的网站只能关闭,它不求救世度人,只愿在混沌的世界里寻求自己的标准,但今天它只能以个人至多同仁的形式存在。
   更为困难的,对王力雄先生的很多情况,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并不了解。对当代中国的知识界乃至社会而言,王力雄几乎是不存在的,用时髦的话说,这几乎是个虚拟人物。他人已中年,没有工作,没有职业,单身,住在北京,经常外出,去西藏新疆多达几十次,经常一走半年。他基本上不介入汉语学界的交流,研讨,也没有跟着曾经一度众声喧哗的汉语学界一起起哄。这样的人在我们社会里还有很多,活着等于不存在,不曾与周围有血肉联系。谈论王力雄先生和他的成就是困难的。由我来谈论大概是因为我跟他一样没有社会身份,也由于拙文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提过一句,“王力雄独身求解”。
   这双重的案例使我觉得有必要借这一机会来谈论体制外生存。对中国人而言,对作家,学者,志士,思想家,商人,政客等等而言,这一生存状态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注意。我们也很难描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我们见过的多是有头有脸的人,招牌,身份,职业,荣誉,等等,令人肃然,令人见之即想攀援,搞点关系。即使那些据说代表良知正义,追求民主自由,要为历史社会人民代言的进步力量,也有清流,改革派,自由派,大学教授,经济专家等各种净土乐园优裕生活骄人傲世。

   这个在我看来是伪劣身份的中国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具有含金量,具有价值荣誉一类的生存方式以什么说辞标榜于世的?也许人们立刻想到了,贡献一词。的确,尽管文明社会里个体对整体的贡献在在皆有,在所难免;但具有家国传统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怪胎后,没有比贡献更能表明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的立身之基了。马克思曾以为商品能够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贡献一词或者也能说明当代中国专制社会的众多现象。个人为集体奉献牺牲,个人的存在价值需要集体来说明,流毒所及,人都要为异己而活。当代文明社会时尚的是野外生存,数字化生存,媒体中生存,在中国社会里,却得注意体制化生存。专制的党国体制是以解放人民挽救中国的名义出现的,人们必须坚持热爱这些体制,必须活在以专政权力为中心的体制里,大大小小的体制既团结在专政权力的周围也是对它的复制和摹仿。在这种体制里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天下为公,以为中国是独立、尊严而强大的,在中国生活,一切都是国家的、集体的、历史的、民族的,在中国生活,人都是在为国家、集体服务,为民族和历史作贡献。那些也许是因“贡献”而积聚起来的财富、权力和利益落实于部门,部门又落实于个人。主权为个人盗走,个人的生活权利却以对主权的贡献为前提借口。人们觉得自己贡献多多,自己活着奉献大于索取,从而心安理得地要求享受。在为个人私生活作辩护人时,他们总是以贡献作为合法性。为党国辛苦了一辈子,玩个把女人算什么,送孩子出国算什么。工人抗议政府,也多是以奉献招引同情,辛辛苦苦几十年,总不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吧。在这个社会里,正当的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无限丰富的人生经验反而不敢轻易露面。炫耀富有、权力,进而贪污腐败、人生赚了一把受人嫉羡,成了普遍的现象。而为体制抛弃并牢牢看管的农民阶级则天生觉得自己是贱民,低人一等,他们因此除非不得已是不会进城的,他们在交纳自己的大部分所有后仍觉得自己贡献太少,一旦天灾人祸降临,政府挑选到他们露脸,他们会感谢自己生有所靠,会说要让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报效国家。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理水》一篇小说里有漫画式的描述。
   贡献一词的真实性如何?请原谅我没能确定地指出其虚伪劣性和反义性。今天的我很难确定地用母语进行判断,这一点我在后面会申说理由;同时,中国的当代专制社会在近三十年来也发生较大的改变,要说明贡献的影响恐怕需要《资本论》那样的深度和长度来论述。我今天所说只能粗浅得多地表达一下印象。
   用什么来观察我们社会无所不在的贡献现象?这一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早的了,我今天所说和做出的结论其实是几年前就曾有过的。我观察的角度是年龄。讲贡献的意识形态教育从孩子时代就开始了,一个正常的儿童,花季少年,人生的无限丰富和现时趣味被遮盖,他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祖国的崛起而贡献,为灿烂的历史文明自豪,为现时的成人世界例如申奥入世而展开笑脸,为课本上英雄人物的事迹和领袖人物的歪诗而生感恩敬爱之心。从教育学上考察,这一贡献的要求如果不是成年人所应有的话,也不应是孩子所具有的。使命感,荣誉感,本来是某类精神有病的成年人惯于自我想象的东西,却成为实在的重担灌注进孩子的大脑。当孩子长大,在生理上完全成人了。政府社会及宣传媒体在要求他什么呢?诚信而已,要勿践踏草坪,红灯停,绿灯行,要学会说你好,对不起,谢谢,本商场绝无假货,不要骑车带人,不要闯红灯,省长怒斥文山会海受群众爱戴,等等,花样之多,也如儿戏。而十三亿之众,日常教育就在于把做个好孩子的一点内容反复放大提醒,仅仅要求成年人对社会即他们相互依存的环境做出一个孩子应该遵守的举止言行规范。每年的荣誉,五个一工程奖,五一劳动奖,十大青年奖,等荣誉,不过是十三亿人里的少数人可能做到了孩子应体现的品质。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十三亿人中真正的人太少了。这对于识破专制社会真相的人来说,这一结论也只是平常话。因此,假若对中国人而言,人世间真有所谓使命感和荣誉的话,我相信,“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这其实也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常识。
   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呢?十三亿准孩子或类孩子心灵的成年人在一起,组成各种机构,体制,学术的,教育的,出版的,行政的,一旦贡献的面纱揭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不仅是这些庸俗的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而且是疯狂的占有欲望主宰一切。当机构或说社会体制的力量过于强大,这些类人孩们就是挤入各类体制,按等级分类,按类别获得资源。
   实际上,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类人孩阶段。人类的进化是相当缓慢而艰难的事,与类人猿揖别进化为人类,但头脑和心灵仍有不少物性的、蒙昧的东西。不同地域里的人类部族在生存发展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其文化体制多半是对个体进行训导、管制和奴役,个体还很少有自由和发展的机会。伊斯兰文明,基督文明,中国文明,都是如此。在早期有神话,有自然的灾害,有恐惧,等等,来威慑管制其个体。人们在一起组成社会共同体,有意无意地学会习得种种办法来使共同体得以存在维系。武力,独裁,人格神,等等。所谓原始社会,所谓奴隶封建专制社会,等等,都是如此,人对他人构成了威胁,用存在主义的话,他人即地狱,因此,社会和人难以和谐发展,人也就难以成为健康正当的人,而多半是异化者,即类人孩。类人孩们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剥夺者,寄生者,他们不是自己劳动创造,如果他们设置建成了各类体制,资本的、权力的、符号的,自己就会在这些体制里作威作福,如果不在体制里,他们就是社会上的游民,破坏秩序,打家劫舍;还有一种就是社会上的顺民,良民(仍不是良人),很多时候他们是前一种人的附庸和奴隶,被剥夺、凌辱、教化。马克思看到农民阶级不能代表自己,只能在被代表里有希望获得解放。其实,任何专制社会里的顺民都是如此,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只求活着而已,他们最多只能被利用。以至于到后来意识形态取代信仰来影响世界时,那些拥有先进技术手段的产业工人和白领市民也成为手段、工具和牺牲。在专制社会里,政治不过是前一种类人孩们的游戏,中国的诗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会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类人孩对自己的本性也有极深的了解,他们因此不曾理解人有新生,有长大自立的可能,而对不属于自己的人总是猜忌不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体制外的人因此难以壮大,体制外的类人孩常被称为浪人、流民,据说是体制文化外的具有颠覆性的流氓文化,这两种文化其实一样。体制一有机会就会对这些“异端”进行招安、收编或打击,而异端们多想“彼可取而代之”,一有机会就对体制的主流文化进行重建、复制,至于要做体制中人,“要做官,杀人放火等招安”。
   当然,人类社会里仍是有那种新生的可能,有那种看见“洞穴”外大光明的人,但他们要在专制社会里生活,多半得离开体制,做一个隐士,或者逃离自己的故土,寻找新天新地。这是因为,虽然类人孩们建立的社会如沙上筑塔,是脆弱的。各类专制的生活不是在发挥人的创造性,而是在相互倾轧,压抑人的活力。但是,在专制体制的淫威发挥极致的时候,个人经常是无能为力的,中国文化里把这种情境称作“天葬”、“天谴”。那是善良的孩子也觉得无能为力并不忍看下去的时候,社会冲突极为紧张,政变,风潮,起义,造反,替天行道,等等,人性黑暗的大暴露分明表示人类世界不过一样是丛林世界。面对人性的如此沦落,如轴心时代的人,那些有伟大同情心的孩子们,就会想破脑袋来救世。老子绝望得只能退隐西去,孔子也绝望得一度想“下海”(乘槎泛于海),墨子是非攻非命的,但他一生辛苦的情形为中国下层百姓熟知,也为聪明人觉得不值;至于其他文明传统,佛子是倡言出世的,他对人性的堕落也无能为力,对末法法灭时代闭口无言。他的思想后来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明,为后者增添了忍的生存哲学。(实际上他是积极的,他是倡导和解的,他的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也许应该是圣雄甘地)。苏子及弟子柏拉图则在民主社会里仍要论辩理想国如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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