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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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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汉语思想”?――应陈子明之请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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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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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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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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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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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公告】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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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人种学
·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近代史非常道:谁都没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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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了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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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出租司机
·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关于孙世祥的提纲(初)
·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流氓管理学——以墨索里尼为例
·布衣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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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面前放声或失语
·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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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文章
·饭碗问题和就业主义
·中国劫——应王俊秀先生之请为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
·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
·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内史过的兴亡说
·臧文仲的不朽
·苦命的英雄皇帝
·没有仇恨的战斗——悼念包遵信先生
·强国时代的弱国先知
·破解生死密码的先知
·宰周公的游戏
·蛰伏于历史的先知
·王康其人
·两千年误读庄子谁更精彩
·巫臣:大义凛然为美色
·先知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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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我的涉及艾滋病的一篇小文被编辑编辑到《南方周末》的“百姓纪事”版面上,当天,就有人找到我的电话。我那时正在北京的街道上,无所事事,或者,心事浩茫,像麻疯病人一样,慢慢地走道,或者,可以说的话,是散步,满心疑虑,紧张不安。那人是你还是同名的?是我,我还很少见到同名的。回到家里,仍有电话,你怎么在百姓这种栏目里发东西,你的文章最不济也应该在“文学版”上发表才是?这有什么,我不是百姓,难道是宪法所谓的公民或世人所欲的精英、成功人士和什么人类了。还有的电话问,你的精力怎么耗费在这种疾病上,你想做慈善或社会福利事业吗?我失语了。
   我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当精神上的疼痛长久地折磨着我们的身体时,我们的心地可以宽广到无限遥远和深邃具体到足够细微,一切人所具有的我们都具有,一切人性经验的侮辱和损害我们都感同身受。我活着,我自由,我说话,我干活,热爱文字,不屈己,也不骄傲,不平静,也不喧哗。网上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现在我在这里等死,除此以外,我哪里有什么主义,我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生命的无限丰富于我不过是寻常的旅途。感冒,高烧,低烧,腹泻,肚子胀,尿黄尿,心里发喘,咳嗽,浑身无力,不能下地干活……我接触过大量的艾滋病人的口述案例,不用我感冒、咳嗽、咽炎、全身无力之类,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艾滋病人。
   真正的艾滋病人。第二天,K先生约我在一车站等人。他是外国人,曾带我去过不少我们视野里不为我们注意的东西。K先生穿得很时尚,我们在城市大转盘的这边那边走来走去,最后在一个车站角落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一个乡下人站在那里张望着,张嘴笑着,个头儿不高,像这个城市里的农民工一样,穿着灰头土脸,但似乎没有农民工们干脆和精神。他随身的行李是一蛇皮袋子,扛起来,支楞着,整一袋子红薯,送给K先生的。K先生介绍说,这是河南的小高,他是艾滋病人。又跟小高寒喧,你好像瘦了。我仔细打量小高,还是有些虚肿的,整个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但人实在老实。K先生向他介绍我,这是余世存,北京的作家。小高啊啊两声,我站在一旁呼吸到小高的口气,并不臭,但我仍为这么近距离地与艾滋病人一起疑惧不安。我们一起走。我拿出刚买的一份《南方周末》,给小高看,这上面有我写的文章,提过你们艾滋病人。小高说,俺不懂,俺没什么文化。我听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意思,我需要集中精力才能听懂他的河南普通话。他属羊,跟我差不多大,只读过小学二年级,有三个孩子。你是什么时候得的病?弄不清楚,八九年前卖过两次血,得上了。我看过卖血最多四五十次的,问他,你们可以告血站啊。怎么告,血站早关了,俺们也不知道怎么得的病,头几年还能做点事,这几年身体一年年坏了。他也实在不能长时间地干活儿了,先是他与K先生一起抬着,最后K先生说他一个人扛回家,让我们在路边等他几分钟。我们就在这北京繁荣高尚俊男靓女来来往往的街道上等K先生。
   病人们站在路边,真不知从何谈起了。我问他们村子有多大,三千多人,有多少人感染病,二千多人;春节以来死了多少了,有十几个人走了。小高抬手扒开衣领,露出肩颈,昨天还抬人了,疼哩。我听了他努力想措好词的几句话,帮他说完话,你们昨天抬棺木,把死去的人下葬了。对对对,小高说。阳春三月的北京已经很诱惑人了,人物新鲜而生动。一个新新人类走过,一个成功男士走过,一个性感十足的丽人走过,一个老外走过。我换一个话题,你怎么认识K先生的。K先生是好人哪,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俺们,还给俺们买药。我无语了。我们就这么等K先生。我不知道K先生还有什么节目。他只告诉我有一个老乡到北京来,我可以见面聊一聊。
   K先生来了,他在前领着我们,穿过地下通道,经过友谊商店,建国门饭店,贵友大厦,最后到一家饭馆,这是北京的老外常来的地方。他真的带我们吃饭来了。我真后悔对艾滋病一无所知,我一无所知。是老外惯于分餐而食吗,但我明明记得我的朋友K习惯于跟我们一起用筷子。我们围坐一桌,K点菜,我和小高仍是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聊天,不是聊,是我问他答,他的回答也经常是答非所问。周围全是白领职员和一些老外们优雅地用餐。村长有病吗?他没有。他知道你来北京吗?不能让他知道,他找过俺,叫俺别出村。K先生给的药管用吗?K先生接口说,吃药对病人来说只是没有那么痛苦。K先生问小高,给你来一瓶啤酒,小高坐在那里,憨笑着,那就来一瓶燕京,这里只有精品燕京。又回头问我,他是知道我的爱好的。我是否喝点儿酒杀菌或助兴呢,但想到中午喝酒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就坚决地摇头,喝茶吧。

   L小姐来了,她是医生,美国人。我再次说,谢谢你的药,管用吗?小高插话说,那个保达琳还可以,不过很贵吧。K先生点头,L小姐说,那药现在没有了,也不好买。K和L开始问小高病人们的情况。今年怎么样,今年不太好,已经走了15个人了。发作的人越来越多,上个月他屋里站了好几个人,一看就都是快要走的人。没三天就走了两个女人。那这两个女人有多大,她们走后的情况呢,孩子。一个40岁,一个36岁,都有小孩儿。早没上学了。我问一个孩子上学得多少钱,中学是一千四五百块钱,小学是几百块钱。小高自己在村里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他种蘑菇,他开车,不过,开车已经不行了,快做不动了。
   菜来了。脆皮豆腐,宫爆鸡丁,西芹百合,回锅肉,等等。我们吃菜,果然是同吃,我很敏感地看着小高的筷子,吃了几口,看看美丽的L小姐神态自若,也就无所谓了;我发现我和小高都喜欢吃回锅肉。K先生问起村里最困难的有几家,小高一会儿说八家,一会儿说几十家,天哪,三千人的村子,就这么一个老实的人出来为村人“争取生机”。K先生比我有耐心,他说,你就说那些最困难的。小高说,有一家要给妈看病,有一家父母全走了,小孩子无人看,还有一家,你知道,就是小丽,14岁了,不上学。K先生说,我不是给她钱了。那钱是让她妈看病的。K先生说,我给过800块钱让她上学的。小高说,那钱有750块交学校了,但有一天,小丽回来,她妈在床上叫唤,小丽就跑到学校里把钱要回来又给妈看病了。K先生不语,又问,还有几家困难的呢?春梅家,有三个孩子,建新家,刚走了两个人,保国家,……小高开始说得顺畅了。K先生拿着钱来,数一数,然后,一笔笔地告诉小高,这500给谁,这300给谁,大约有三千多。我建议K先生,你写一个单子,免得小高忘了。没事儿,他们俩人异口同声,好多次了,都没错过。
   正事忙过。我们开始聊别的。高耀洁先生怎么样了,还有那个得结核病的小云怎么样了。听说小云只吃了一个月的药,L小姐急了,她说,你一定要让她吃半年。她从自己的钱包里找出600元,给小高,这钱是给她的,你要告诉她一定要坚持吃上半年,你说,要是不吃药,我们会很失望生气的。小高连忙答应。我岔开话题,问你们这些得了病的人还用交人头税吗?交,怎么不交了。你们没钱交什么。像俺家,一年下来要用几百斤小麦交税。我说,政府不管你们吗?管什么,现在的社会,官官相护,小高倒显得对后一个回答极为满意,还想说什么,我拦住再问,那么学校呢,应该有一些年轻的老师帮你们做点儿事,比方说,引起社会关注救援或要求血站政府补偿。不知道,他们可以做这些事吗,解放军的血站和红十字会的血站早就关了。那么,老师们也可以教你们知道怎么保持卫生,不要让病传染,还有,帮你们的孩子减免学费,我们国家至少名义上还是义务教育。小高说,老师不做这些事,现在的学校,你有钱就来上学,没钱叫你走人。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听说你们有的地方,乡里把有病的人集中起来管理,不让随便出来。有有有,小高说,就像管犯人哩,像猪场,还说是人间乐园。他掏出一个纸条,我们看了,歪歪扭扭的四个字,“人间乐园”。K和L都笑了起来。
   我的话问到了绝路,L小姐说话了,她说话,慢条斯理地,带着美国方式的中国话,要在平时真可以让人笑倒。她每一句问话以所以开始,这发语词在英语里是SO,在汉语里是“那么”,但因此所以,“所以,你弟弟的爱人现在怎么样了?”“所以,我们要是去你们村的话,可以在哪儿下车?”最后,她提到了前不久联合国卫生组织去河南的事,“所以,他们去你们村了吗?”啊啊,去了,去了。不过那两天俺正好不在,听说是安南的夫人去的。不会吧,K、L和我互相看看,安南夫人。是的,小高说,不就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夫人吗。我们还是将信将疑。“所以,他们去了,你们怎么说呢?”“早几天就在村里打扫卫生了,乡干部们找俺们谈话,要是洋人到谁家,问起来,就说很好,政府给钱花,给药吃。”“所以,你们就这样都说了。”只能叫俺咋说就咋说,他们说了,要是不这样说,日后就罚死你。L和K就笑了起来,小高和我也笑。中国特色嘛,凭什么笑,有什么值得笑的,我猛然想到这一点,很有些对我的老外朋友感到别扭。
   “所以,联合国去了的时候,你们病人家里就可以都有药了?”L小姐问。没有,哪儿的事,他们什么都不给,只是要俺们把屋里弄干净点儿。“那要是联合国的问到药在哪儿怎么办?”K先生问小高。咋办,就说这两天吃没了,还有把你们给我们的药,百服宁,斯密达,保达琳,那些药盒子给洋人看。K先生望着我苦笑。
   我也苦笑。我们在商量中结束。K先生说,写小说时千万别把他写进去,又问小高,要是余世存写了你们,可不可以用你们的真名实姓。小高犹豫地半天,还是别提吧。我答应了。
   我回家,仍像昨天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慢慢地散步,我已自由得一无所有,我的生计陷入绝境。我在等死,我就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我是大庆油田的一名退休工人,我是安居镇上无能安居的小职员,我是北京的一名每天受气的出租司机,我是无望现代化的中国农民,我是含污蒙垢的自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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