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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一.
   两千年的时候,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汉语作家,华人,高行健先生。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起自己在当时的心理感受,激动、愤怒、表态或做秀,也许仍可以一言难尽来表述。因为汉语世界本来就是文学的,或说有着悠远的文学传统,这一世界或传统在当代潜隐起来后,人们对文学有一种更为功利的使命感,内心的不自信需要外界的鼓励,生活世界的复杂需要文学的眼光;而中国人不自信和生活的复杂在于,过渡转型的意识根深蒂固,自信自负的意识也根深蒂固。对于外界,人们既需要它的参照,它的标准,人们又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本来自立自足;对于文学,人们需要外人的承认,又以为自己的“道德文章”足以夸耀。人们忽略了慎独、自处,人们更难以理解与他人共处,因此,尽管进军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多年来的心愿,“情结”,但在中外关系微妙的时刻,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流亡多年、在国内已不为人知且已“直认他乡为故乡”的高行健先生,无异是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刺激更微妙,它刺激的是中国人的文学感情。
   不管高行健先生的创作是否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也不管他的文笔如何被见仁见智者以为一般或特殊,他获奖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因为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质量暂且不论,单论数量、声势和规模,其活跃是空前的。众多的媒介传递着作家的劳作,众多的基金奖励着我们的作家,出版的繁荣也把现代文学史上的二三流作品跟古代的、国外的文学作品统一进经典的行列,当代的作家因此更有幸及早地以经典教化了中国的年轻的读者,至于张承志、张炜、韩少功、余华、刘震云、莫言、池莉、毕淑敏、方方等等,不仅有着广大的读者,更有着出版商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向他们致敬。这个已然成气候的“道场”里艳羡的桂冠抛给了已然名不见经传的同胞,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事件?
   据说有的作家听到消息时当即掼了电话,有的官员作家对报界说中国有一百多位作家都有资格获诺贝尔奖,被称为“做鞋办”的机构也出来发表声明,以为诺贝尔委员会此次评奖有失公允,有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气氛耿耿于怀的仁人志士们,则对高行健代表的消极退隐的姿态不满,在这方面,高行健先生也确实跟世代流亡海外的华人一样,以流亡开始,以流失结束,因此这些人认为诺奖授予他违背了诺贝尔的精神,即理想主义的精神。

   抛开高行健先生的文学成就或价值不论,单论文学本身,中国人确实有着值得夸耀称道的谈论资本。汉语文学的自觉几乎贯穿了中国现代史的全过程。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以天朝道德文章自居的中国人的图变最初就是由文学作为先行的。(尽管今天西方同样处于强势,可是中国人在“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崛起论”的预言下,自卑地以为自己当下的“道德文章”不再是弱势了)。黄遵宪倡导的“吾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不用说了,以变法自任的梁启超则以为中国的关键在于“新国民”,而“新国民”的关键在于“新小说”,把小说提到传统的“大学之道”的高度,至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文艺为核心的知识界的努力。文学之于中国的秘密,使得现代史上中国的精英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文学形式进行启蒙,进行建设,进行斗争。严复和林琴南,要把西人的文艺、知识和思想纳入中国文言的框架内,既是借用,又是自新。鲁迅和郭沫若都从学医的过程里退出,不自觉地接近了文学中国的秘密,而选择了文学的事业。中共以农民造反之师推翻国民政府的努力之成功,很大部分源于文艺界的气象,革命文学、左翼作家联盟等努力功不可没,也因此,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他如此“风趣”地称道自己统帅的两支大军,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
   自共产主义一统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僵化使得中国人走了不少弯路,在文学里的表现即是文学思维的坎陷退化,退化成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那种“野性”或“蛮性”思维,黑白敌我线性整体等等说辞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种思维,数万万的“傻子”(王小波语)或说“类人孩”的文学思维最为典型的表达,一是横眉冷对的极致,“踏上一只脚,使其万年不得翻身”,或者,“把牛鬼蛇神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是歌德派的最最最,“就是好来就是好”。即便如此,中国人对文学的热爱仍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在毛泽东以“语录”治天下的时候,中国人几乎只是在读几本书过日子,这几部书确实又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读《水浒》,读《红楼梦》,以经典管理国人;文革期间,由文革小组推出八个样板戏供人们欣赏、传唱,这似乎相当于诗经五百年歌唱时代里,“风雅”不见,只闻“颂”声。
   幸而人性的极致只有几年最多数十年的时间,极左的教条思维为全中国人唾弃了。即使在文革期间,年轻的心仍从俄罗斯文学里、从手抄本文学里体验到人性的丰富、历史的多样、人生的优美或壮丽。这年轻的心灵就是我称之为今天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四五一代”。整整一代人的教养来自于文学。到中共拔乱反正,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开始出版,陆陆续续地出版,一本一本地出版,因而最初政府(国家)每出一本,中国人就会一次次地排起长长的队伍去买书。这些书,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强化了四五一代人的文学记忆。拔乱反正引起的人心的变动,那种伤痛、复仇、清算的心理,同样是由文学先来表达的,“伤痕文学”即是这样一种心理本能的外在形式,由于它的力量不足以强大,也远不自觉,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说政治决定的思维仍决定了文学的发展空间。清算为复辟取代、审判为伤害取代。文学的单兵突进随时为政治干预提供口实,批《苦恋》、清除精神污染。中国人的文学梦想虽然高远,文学精神却是难以短期即可复兴的。纵然有古典文学、俄罗斯文学、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典范,中国人的实践,“寻根文学”、“忆旧文学”、“乡土文学”、“反思文学”等努力拓展中国人的文学境界,但这些文学绩效却受限于人本身。以王蒙、张贤亮、丛维熙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们的政治情结之重不用说了,(他们以“母打儿子儿不羞”为荣为反思的结果,有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以北岛、韩少功、贾平娃、阿城、张承志等为代表的四五一代作家们的创作也仍无长足的进展,他们渴望反思,要求寻根,但他们只是青春的信徒和文学素养的信徒,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他们的青春表达。
   正像中国古代王朝有着不断改元的正名举措一样,当代中国也有着十七年、文革、儒法斗争、拔乱反正、清污、反自由化、改革开放、三个代表、主旋律、十三年等大大小小的时间记忆。技术的进步、国家管理制度机器的发达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跟这些纪元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只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往往为一种表象替代了。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时代精神,使得大多数中国人以为自己置身于千载难逢的盛世之中,在不觉不自由的“中国市场”里,中国人觉得文学的努力呈现出百葩竞放的局面,出现了伟大、深刻等等不朽的作品,出现了可以与西人文学并美的传世之作。对比八十年代的政治影响、宏大叙事,九十年代的文学更少政治情结,更精致深邃了。四五一代作家有了立言的自觉,韩少功和他的《马桥词典》、贾平娃和他的《废都》、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莫言和他的魔幻、刘震云和他的故乡系列、余华和他活着的苦难真理等等,据说都是我们时代可骄傲的大作家和大作品。
   对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还有一些值得考察的现象,那就是,文学的底盘空前地扩大。尽管八十年代文学独霸天下,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里经济学话语占了上风,载道由文学让位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话语,学科的分化更趋细密,虽然使得大批文学之士挤进了思想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如李陀、汪晖、陈燕谷、余华、韩少功等人,他们对于平等的朴素追求,由色入空,最后落入到质疑全球化、美国等境地,以致一度使人们质疑起文学家从事社科建设的可能;更大范围地看,这一时期又是各个领域里的中国人圆其文学梦的时期,时代给了中国人借文言志的空间和可能。官员和政治人物当中,江泽民、朱镕基先生能诗举世皆知,而大批退役的官员将军写下了难以计量的“将军诗”、“政协诗”、“老干部诗”,尽管时移世易,我们已经忘了他们吟咏的情和意。重要的是,四五一代在这个时代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他们青春年少时期的文学养分在此时发酵,使得他们每有表达多能诉诸文学;当文人挤入知识领域欲有所贡献的时候,官员企业家学者知识分子们也大举“反攻”,介入文学领域而有所表达。于是,不仅江泽民先生等人吟诗,潘岳先生也经常写散文、赋诗感怀、作对联咏志。经济学家中,不仅厉以宁先生写诗,吴敬琏先生、茅于轼先生写很好的随笔,就是汪丁丁先生、樊纲先生、盛洪先生、周其仁先生等人的经济学文章都能体现出很高的文学修养;社会学家中,不仅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极为可观,孙立平先生也能写长短随意的散文;哲学伦理学领域里,何怀宏先生、周国平先生的散文有着广大的读者;历史学领域,萧功秦先生、罗志田先生、秦晖先生、雷颐先生是文章高手;国际政治学领域,张文木先生能写一手言短情长的小散文;思想史领域,甘阳先生是杂文的高手,朱学勤先生、许纪霖先生都有着终极追问;法学领域,季卫东先生、贺卫方先生都有着文学的表达。“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静夜思之,躬自悼矣”,北京大学的部分教师在挽留贺卫方先生时,也是如此引《诗经》传情达意,“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至于企业家们,很多人在暴发了之后又回过头来资助文学的事业,或者开诗会、笔会;或者直接出版自己的诗集、文集以附风雅。法国人的文学思维同样根深蒂固,但萨特在面临人们责怪他用文学的语言表达了哲学观念时,仍以不得已来回答,他以为文学的语言是直指人心的。中国四五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情怀如此深重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年轻时的境遇所决定的。考察过这一境遇的人们将会满怀敬意,这一代人确实有着“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峻急,有着穷达兼济的家国传统,有着中国文人的救世情怀。正如歌德曾说,“我年轻时领受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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