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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序

一.
   一批新学人的文丛,在热心的朋友们的参与下,即将问世。在筹办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不少的故事,这些新人们,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他们跟正当红的美女作家们同龄。找寻这些如今以新人类活跃在社会上的一代人的思想者,可不如寻找美女作家那样容易。听说,吴冠军先生是一九七六年出生的,我知道的林国荣先生更是一九七八年出生的。他们的知识功底自不待说,而且他们也自觉地思考生命和社会之重。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因此愿意接受卢周来先生和出版社黄明雨先生的邀请,读其样稿,并为之说几句话。
   说到学术,我得承认自己不是学问家,没有读过几本书;至于思想,好像今天的读书人动辄几句话就是思想的火花,或者了不起的卓见远略,实在说,这也是浮躁的,有相当多的泡沫成份。我觉得,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能出什么思想相当难。这样说话当然有点儿不负责任,因为我们民族在极为贫瘠的年代里也曾贡献过伟大的思想家顾准,也因为当下中国确实有一个思想界,有一些人在努力思想,有时候也挺活跃。但是,在我们社会充满管制和异化的今天,喧哗和骚动不过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一类的自言自语,那些活跃的所谓的思想们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书斋里的革命“,它们少有延续并更新我们的文明道统,少有触及并包容我们的现实社会。在学术、思想和现实之间,我们的精英们往往在其劣质的一面有着最淋漓的表现,没有思想的学术是繁琐豆丁(二字左边俱有食旁)之学,没有学术支撑的思想是野狐参禅,没有及物的思想无以致用,没有介入现实的思想是屠龙术,也许绝对正确而空疏百无一用,没有思想的现实社会则成为物的社会,如罗马帝国后期,如魏晋,如晚明。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学会用谦卑做成力量,把握做人的常识,在我们中国人一代代地向人的常识挺进的悲壮或滑稽的生存史上,尽可能使自己生活得实在一点。用古人的话,叫做“庶几无愧’’。正是从这样的视野看问题,我觉得我对当代汉语学界的思想学术人物的看法稍有底气或自信。
   说到对新学人的期待或关注,我大概不算太晚。一九九六年前后,经朋友提醒,我开始注意到九十年代高校学生的情况。我自己是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在高校受教育的八九一代人。我们闷头闷脑地被赶到社会上后,无论是知识准备还是心理准备相当不够。我仅仅知道我们对艺术、真理、知识等等曾登堂窥奥,我们见识过某种新异的人生境界,我们的使命乃是让我们的同胞了解并拥有生的灿烂。至于才学识等等倒在其次,反正那时的我心里特别地虚,在大学入宝山空归的感觉庶几类似,当然到现在也仍觉得自己无特异,无大能。我们空有理想、青春、热血,缺乏足够的学识和经验,这种理想情操使我们对人生有自己的标准,不仅知道同龄人的背叛,也明了他人的距离。例如对上一代人,四五一代,上山下乡的一代,我们是悲悯的,觉得他们的青春虚掷得可以;而对后生小子大抵是轻视的,觉得他们接近物欲,他们大部分都俗得可以。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悲剧,我们仍觉得自己足够坚实足够自豪,我在《哀朱海军》一文里,就这么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凉心眼要么看兄长一代们帮忙帮闲,要么看新人类们莺莺燕燕。
   其实这些“中特“似的感觉每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真正的思想所洞开的人生精神境界是无高下之别,也没有种族、阶层和代际之别的。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每一人都是具体的,思想亦然。我们因此觉得某人某物的特别。对七十年代生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可多是“喝糖水“长大的啊。这幸福的一代有思想吗?他们在七十年代出生,九十年代读书,对语言文字、对知识、对思想是什么样的态度?新人类们的思想,仅仅这样一个命题就足够让人心动了,那也许真是“新天新地’’的(但是,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里,每一代人受教育时不都是被告知他们所进入的乃是“新天新地’’?)。我听说,真正读书的年轻朋友确实读进去了,而且有了不小的成绩。朋友是这样介绍的,一些人一时拒绝读西方的书,他们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积累了丰富的当代知识。例如项飚先生,他的关于中国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成果已经广为人知,我最早听到他的传奇是,他很少沉溺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他在浙江村里租了一间房子,住在那里,经常与他的浙江乡亲们聊天,一周只回北大听几次课而已,他后来写作的,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他说,打工者们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移民文化,自己的社会生活认同。我后来还接触了北大的一些其他系的学生,他们在读了西方经典后,又回过头来喜欢上了中国文学,有位季惟斋先生,曾告诉我他当时读诗读到了唐朝的几位。还有一类人,就是阅读学科经典,不仅读本学科本专业的经典,而且通览中学西学经典。朋友还举例论说,这些新的学术现象,就是在大学里,那些最优秀的本科学生要比研究生们强,(研究生们自然是指我这一代人,我后来读到一位社会学者的反省,说他八十年代在学校接触的是帕森斯一类,等学弟们张口闭口都是布丢、福柯时,根本无力参与讨论,就像他根本无能与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列宁的学人们一起讨论一样),而研究生们又要比助教副教授们强,后者又比教授们强。教授们多是四九一代或五七一代,他们一辈子最多读过一两本书,学识渊博是谈不上的,他们只是赶鸭子上架,赶上了中国知识断裂青黄不接的阶段。朋友说,他知道有位教授之所以成为教授只是因为她翻译过列宁的一本书,而她一辈子只干过这么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朋友的说法儿让我想起我知道的一位教授一辈子只是研究中国的象征派诗。我想如果七十年代的读书人确实以各学科经典为阅读对象,那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事。这一类人,我后来也很有幸地接触了不少,以我的学识,当然难以测度,甚至经常在他们面前感到开口之难。但我能理解他们由知识出发对我们知识体制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尽管他们多浸淫于知识之乐,他们多不愿为外人所知,我还是愿意尽可能向人们介绍他们的存在。我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大家协同合作,完成我们民族的某种进化。

   在当时,九十年代的中期,我们的社会也进入所谓改革的中后期,官学已然衰败,寄身其体制的知识分子们――多为四五一代人,在思想学术领域,自觉不自觉地向社会和历史交纳他们一生最重要的答卷,国学、新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等等思潮共襄争鸣之盛。被放逐的八九一代人多在社会上或转向或沉潜,思想的“守夜人“则希望在体制外对兄长们的努力进行声援。在这方面,我的一些朋友们的感受尤切。我们知道,全面滞后的中国社会需要思想的引路,这种引路,首先应是针对学术体制本身的,即学术思想必须壮盛到足以抗击学术体制的僵化、专断,其自由独立既是知识活动的标准也是其目的。只有如此,我们的学术思想才有望在传统文明知识之外,在世界知识的参照下,开结出正当有效的当代汉语知识。当时的民间办学风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知识活动场域的扩大可以消解知识霸权;流落在社会上的青年学人们也并不以为自己的知识活动无足轻重,知识者的身份杂异可以建设合法的知识共同体。是时候了,数千年的专制的生活方式,一百多年来的动荡,这个以人为代价的社会积累的经验教训该有一个“说法儿“了,这“说法儿“当然只能在知识共同体的有效运作中诞生。要有不同于传统专制体制的知识体制,才有望出现新的“属人“的“说法儿“,这“说法儿“即思想知识的先导才能启蒙人、解放人。这也是我曾说的,“我们表达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之中;我们建设现代化,我们是在现代性之中“(《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二期编辑手记),也是我不止一个场合说的,我们的知识者必须明了自己的中国关怀应有自由主义的态度和历史主义的目的。我们当然知道自己的局限,我们相信“历史中间物“的意义,我们愿意自己的勤苦的劳作,为更优秀更有准备的朋友们铺路,为汉语知识共同体的共建各尽绵薄,以求得汉语知识的更新,洞察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那“巨大而永恒的秘密“,从而改变中国人似乎宿命般的生存。用我和朋友们的话说――在这方面,上海的张远山先生希望尤重――我们愿意做那先来的,以为他们修直道路,他们是更大的光,更大的道(这想法是否也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整体性、救世性思维?我们希望他们接过火种,他们将作更大的贡献,但我和朋友们同样担心道路的反动,因为中国知识人救大众的想法即左派思路总是虚幻的,而如果因提倡自由主义走向一个只救自己――甚至是只救自己的肉身――的极端,那就比“亲民”的集体主义者儒家都不如,如果为了救自己而践踏别人,哪怕别人在身或心的方面是“下等人”,那就不过是知识上卑鄙的“肉食者“,称他们为精英不过高抬了他们)。
   二.
   时间过得飞快,这话真是再俗不过。同样不能免俗的是,人总得食人间烟火。在时间的演进里,出现各类机缘,甚至时间本身作为生命的要素,促使了这新一代人为更多的人所注意。李猛等人的成就在知识界已广为人知,而以他为核心的一个读书小组也在近两年影响带动了知识界部分学人的思考。但是,当这一代人革命性的一面显露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结束时大规模的利益和体制位置分配诱惑了他们,更不用说成熟发达的世界知识体制对他们的诱惑,高升、退隐、叛卖、咸与维新,在在具有。他们还不曾意识到自己之于体制的意义,知识共同体仍作为不言自明的存在作用着,而他们对知识本身的革新也被纳入进了主流知识,成为知识的增量部分,这在无形中使他们的知识革命仍成为青春革命。事实也是,少数人融入了四五一代主导的知识体制里,少数人对体制的反抗努力失败了。我们的知识演进里还未能出现他们的一代人的烙印。
   为什么要用“代’’来立论?因为代际存在是我们社会的主导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大学里明明都学会了现代社会那种科学的分析说明,届,级,等等。我们在届级一类的划分里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但为什么到了社会上(自然也包括大学体制)却摇身变成了代的存在。代际的更替总是以革命性否定性为本质来完成的。假如我们想到第三代第四代一类的字眼,想到新生代,新人类,新新人类一类的字眼,上一代人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才有后代人的活动空间;新人们必须用各种方法例如身体写作一类,才有可能颠覆上一代人的活动方式,……我们也许能承认我们社会这种最为实在现象的悲剧或滑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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