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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的态度(一个提纲)

2001年11月15日
   本文由在丹佛大学的讲话提纲和实际交流整理而成,在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后,稍作展开;感谢程晓农先生,他是这篇定稿的助产士。他对我这篇小文的热情和期望令人难忘,这种事涉中国流露的关怀和爱在当代中国人中已不多见。但要将一次粗糙的讲话修改为较为周密的文字极为困难,我因此向还愿意读此文的读者朋友致歉,希望这是抛玉之砖,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致力于中国问题本身的思考。
   非常感谢能有机会与在座的诸位交流。第一次来美国,从华盛顿、纽约到波士顿,再到密歇根、麦迪逊,走马观花,只是看,没想说什么话。但赵教授盛情邀请我,让我来到丹佛,并希望我能利用这一机会跟诸位聊聊。诚惶诚恐,又却之不恭。我在中国生活,感受,思考,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研究者,也确实没有什么研究心得。一路上我都会想起这个问题,我能跟你们谈些什么。想到最多的是宋人的一句词,忆昔洛阳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今天与会的也多是精英。因此想到,也许我们可以在这远离中国大陆的地方,天高皇帝远,我们可以谈论一下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们的态度。
   一. 当代中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的转型,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浮躁的过程。极权主义,那种管制极大多数人,并能使其不觉不自由的“好地狱“是失去了。在好地狱里,人们一度真诚地相信自己应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的第一个大幻觉,即相信毛时代给出的生活意义。除了少数专政对象,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其“同志“的平等意味、家国内容、主人翁精神等只能以绝对平均主义来说明。但是,绝对平均主义试验带来的是普遍而绝对的贫困,是生活的单一僵化。人性的欲望因此嘲弄着极权帝国,并要求有所改变。(人要吃饭而不是吃草,这是最基本的,最不可抗拒的生命权利)。极权的解体是出于压力,改革开放是被迫的。说中国的转型是极为痛苦的,因为转型本身是对统治者(哪怕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折辱,也是对被统治者,对民众们的人性要求,其生命意识和生命权利的考验。
   必须承认转型初的理想精神。极权的悲喜剧使统治阶层也对国家权力的性质有所反思,民众们更是希望社会能充满自由和机会。故改革开放前期,一切似乎是在试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全面滞后,各方面都要冲破极权的束缚。农会、工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有过考虑。目的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为小平南方讲话感动,他在深圳时说,要快,穷了上千年了,要快干啊。
   除了部分人,如左派的力量哀叹他们失去的好地狱外,绝大多数人都对中国的转型充满期待。理想主义者们希望能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政府、民众和知识分子们一度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最好的充满希望的时期,他们以为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拔乱反正,中国将会迈进真正的好社会了。当时的事实也是,社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民众们有了过好日子的盼头,改革、转型的政策性措施出现了一改就灵,一转全民受益的现象。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幻觉,这一次除了中国人自己以为将要梦想成真外,关心中国的国际社会也多以为中国不是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开明的,正向民主化的社会转型。
   但是,人们对转型的目标和手段的认识并不相同。也许只有统治者们才会对转型的本质有切肤之痛,他们是在用经济行贿的手段解答统治的合法性,解决只能带来灾难的极权统治。发奖金使工人们受益,财政补贴使农民们受益。先富并共同富裕起来的实用主义号召一呼百应,似乎抓住了全民的心思。黑猫也可以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但统治者们对转型的功利办法是否行之有效并不清楚,对中国社会如何发展、中国转型的长远目的也不清楚。走一步看一步,试错,交学费,这是他们的态度和特权。他们对极权积累的财富资源有清楚的理解,他们清楚资源转化成他们自己的资本、资产、资金的魔术和重要性。因此,在转型初期,他们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捞取实惠。走私、批条子、官倒、办公司,即秦晖先生说的大家长掌勺分大锅饭,是统治者们处在最有利的位置争夺利益。以权抢钱,对中国的资源分光吃净。
   检讨八十年代中国转型的经验教训,尽管全社会充满乐观向上的气氛,民众、政府和知识分子们有所谓的结盟,但转型并无共识,转型是极为浮躁的。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的背后,是统治者的自私和短视,是政府对改革设计的盲目和无所适从,是开始吃几天饱饭后的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和感恩,“社会主义好“或“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是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理想和对改革前景的天真。问题还在于,因为全面滞后和极权统治,转型改革被想象成乌托邦式的喜庆气氛,被理解成放权的皆大欢喜。一方面依赖中央政府的放权分权,一方面指望市场自发地形成,好社会自发地来临,而不约束监督政府,更不能影响政府决策、参与政府的转型设计。在改革出现问题,社会越来越清楚统治者们争抢中国资源的自私行为时,邓小平接二连三地打击了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玩政治平衡,向保守力量让步,知识阶层开始有了更为明确的权力意识,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悲剧性的八九事件出现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们要求民主、惩办官倒,但由于动员没能到达工人农民,民众们享受着既行改革的好处,对将来的改革心存疑虑,因而自私地没能声援知识阶层。六四的枪声惊破了知识人的好梦,也打破了国际社会的幻想,中国还是一个独裁国家。
   九十年代,与开明专制分享权力的理想主义道路失败,中国社会走上了更为世俗化的道路,潜隐的规则浮上水面。理想主义者们、知识分子们与政府和民众的蜜月期结束,小平南方讲话后,转型、改革的受益者们完全缩小到权贵和精英们那里。极权之后的专制暴露了真面。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遭受了挫折。但在当时,人们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原始资本积累的神话,消费主义时代降临的神话,下海,开辟第二职业等,对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尽管是出于逐利的动机,但人们同样承认的是这些有利于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空间的扩大,公民社会的形成。人们一度认为这是在八九悲剧之后更扎实地往一个好的社会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曾主导过极权中国,现在又影响了中国的精英分子,使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浅见和私利辩护;经济决定论证明过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现在又能说明金钱里面必然出民主。
   但是,家国一体的意识真正遇到了挫折。被所谓社会主义、四海一家等温情包围的中国人一向以为自己在专制的等级或差序格局里有自己的位置,自己被关照着,现在真正感觉到了自己一无所有,自己要应对生存的全部严酷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工人开始下岗、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在民众酝酿对政府、企业主、乡村政权的不满时,知识阶层也没能新生并照顾民众的利益。中国的转型就这样因为每一领域里的单兵突进的实用主义,缺乏长远而高尚的理想,每一阶层都在关键时刻自私短视,而听任其他阶层被损害被献祭牺牲。先是统治阶层的自私,后是工人农民的自私,然后是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的自私,是企业阶层的自私。这个转型的文明、国家和社会需要阶层的共和合作和底线共识,却只能面临着混乱、无法无天、没有规则式的丛林状态。而这种状态居然也能让一些知识人论证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知识阶层视而不见工人农民被改革的车轮抛下,他们以为所谓的原始积累有血污肮脏是必然的。只要改革,只要经济在发展,统治者就还有政绩,中国就还在进步,中国的民主也就必然来临。青年学生们忙于读书、出国、挣钱,知识阶层们忙于做儒商、傍大款做公司顾问、做律师、出版家、主持人、政府咨询人等等。土地政策束缚了农民,逼农致富折腾伤害了农民,房改政策、股份制改造抛弃了工人。而在财政、银行、外资、私营经济的支撑下,在各类资源资本化的过程里,娱乐、影视、房地产、股市、网络、中国的都市等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关于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再一次成为大幻觉,被抛弃的工农大众被这一幻觉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一幻觉的大合唱不仅有长于做戏的政客,还有时刻都在进行欢乐总动员的所谓的大众文化(是否是极权时代的就是好就是好之类),还有一脸学问的知识阶层,还有国际社会对软着陆的中国模式赞不绝口的政治家、商人和经济专家。中国威胁论等从反面有力地说明这一幻觉的真实性,俄罗斯、东欧转型的灾难被恰到好处地用来警告民众们,他们在中国生活还算有福的。工人农民们当然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福气,他们只能羡慕地看着政客和精英们的生活,“江泽民太有福了“,或者,“狗日的,他贪污了那么多,还人模狗样地活着,真是有运气啊“;精英们的智力也无力穿越历史的障眼法,他们以为中国还是有福的,他们无能诉诸理性分析和做人常识的信念,竟也真的相信中国可能确实是独特的。
   这第三次大幻觉在近半年来达到了极点,很多的现象似乎说明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个意识形态严控的国家在力保稳定的前提下和平地进行社会转型。比如中国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参与越来越加强,标志性的事件如申奥和入世成功就像考托福成功一样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内,私营经济的成份越来越大,社会生活从政治化转向越来越世俗的消费娱乐化,共产党也从意识形态的革命党转向政府功能性的执政党。
   但是我个人完全不这么看。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转型已经结束,接下来的事情仅仅是适应和调整。就像考托成功后适应新的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样。
   参与国际事务并不必然地提升本国国力,尤其是并不必然地改变本国的政治统治文化的本质。私营经济的成份扩大,民间社会的活跃也不能说明市场精神的深入人心,更不能说明社会力量的强大和有效。要知道,在中国历朝历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里,私人经济较之今天还要发达,大众社会生活还要繁荣活跃,中国的朝代社会仍是走向对立崩溃而不是和解合作进步。共产党的德治、三个代表等内容,在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方面,虽然比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即行贿在说辞上更进一步,但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由统治的性质而不是归属(代表)来说明的(在古代统治者自称真命天子),极为关键的共产党党内的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也根本没有改变,它仅仅是强化了各类体制,如学术体制、行政体制、大众传媒体制等,它使精英的利益意识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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