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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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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四月九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就在三四天之前,我还在凤凰台看到了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专题片《霞光漫天》。我喜欢这个别具匠心的、镶嵌了吴祖光和新凤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为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吴祖光在客厅里挂着“生正逢时”的条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逢抗战的硝烟及国民党政权的迫害,下半叶在共产党中国则接二连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等政治运动,虽然命运多舛,却无怨无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时”,而是坚信“生正逢时”,因为在面对极权、邪恶和暴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退缩和回避过,即便被贬为“牛鬼蛇神”,他也无愧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许多老人因为饱经风霜而变得世故圆滑,而吴祖光则一直保持了一颗烂漫的童心。没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犹在,突然之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案上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新凤霞一直都很担忧丈夫的安全,有时很不放心,甚至去偷听丈夫的电话。每逢吴祖光在电话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专制和腐败时,新凤霞就会在一边苦苦相劝。许多朋友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过夫妻俩人的争执。面对因为自己的牵连而遭到残酷迫害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的妻子,吴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敛起一点锋芒来。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无所顾忌,更是放胆直言——“凤霞都已经去了,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吴祖光不仅有烈士的侠骨,还有佛陀的柔肠。正如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吴祖光的身上不仅有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更有对亲人和同胞“将心比心”的爱和同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知识分子,让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后,他才让人亲近和友爱。与鲁迅一样,吴祖光就是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吴祖光为了两个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最后纠缠到一桩漫长的官司之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与他在政治运动中受难一样,是生命中璀璨的亮点。打工妹遭到北京国贸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脱衣搜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新鲜。打工妹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里人”眼中、尤其是经营国贸饭店的某高干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贱民”。但是,吴祖光却为“贱民”的命运而奋笔疾书,以至被告上法庭。对于某些精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在这被“白白浪费”的三年里,能够创作多少的文学作品、能够撰写多少的学术论文啊!而吴祖光的心中却有另一杆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与卢跃刚有着惊人的相似,卢跃刚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讨回公道,简直把陕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不是在滔滔不绝、居高临下地谈论对抽象的生命个体的关怀和怜悯,而是在切实地、承担着风险和责任地为“每一个”受难者的遭际而奔走呼号。他们不是空谈符号化、理论化的“正义”和“人道”,而是在对“每一个”沉默者和流泪者的关爱中展示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吴祖光和卢跃刚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厉以宁、张艺谋那样的“过于聪明者”层出不穷。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南去的飞机上,一路黯然伤神。我曾经将我的《火与冰》送给吴老,吴老勉励我说:“你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真话要一直说下去。”言犹在耳边,人却已经仙去。但愿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吴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难而进。记得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我想,当吴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时候,也就是“真话中国”取代了“假话中国”的时候。那一天,吴祖光先生那遥远的愿望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将代吴祖光先生往“毛贼”干尸上吐一口唾沫。

   200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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