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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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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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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有这样一个真人真事:山东有一位名叫邢树贞的农民,因为一桩莫须有的纵火案,二十二岁的时候被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等人残忍地割掉了睾丸,造成了终身残疾。由此,邢树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上访之路。从公安部门到检察院、法院,从小镇到县城直到北京,他含着泪水、忍着屈辱,求见了无数的“人民公仆”。然而,迄今为止邢树贞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期间,也有好事者给他出主意,建议他采取极端的手段、甚至豁出命去寻求正义,“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没有想到,这个孤苦伶仃的农民却回答说:“我要打他(指实施残暴的阉割行为的原民兵连长邢本森),我就也犯了法。我必须通过政法机关把邢本森的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他就是该拘留半年,我也不说少;他就是枪毙了,我也不同情。这可以说是为我平了反,对我们村也可以起一个政法方面的教育。”

   在暴力暗潮汹涌澎湃的今天,邢树贞的回答掷地有声。那些只会在念文件时说说“依法治国”的官员们,真该听听这朴实无华的语言。邢树贞的选择标示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一种新的文明萌芽的可能性。

   “以暴易暴”是中国历史与现实最显著的特征:数千年以来,对暴力变本加厉的实施和无边无际的张扬,不仅是强者维持权力的必要手段,也是弱者夺取权力的唯一工具。然而,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表明:通过暴力永远无法实现人间的正义,相反只能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在邢树贞一案中,我们看到了代表“国家力量”的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残忍的行径,而在诸种暴力行为中,最恐怖的正是“执法者”的暴力。学者唐逸在《暴力的根源》一文中指出:“执法暴力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程序正义。首先是不可弥合地摧残当事者的心灵,摧残这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在心灵深处以血刃切下不可弥合的累累残伤,使受害者从此生活在噩梦惊醒之中,再也不能享受自然生活的快乐。哀莫大于心死。心灵的极度伤痛,永不愈合。对于任何人的暴力残害,皆是对全体人类残害的预演。能够施于一个人的,也能施于别的人。人类的血肉之躯在生理上是同样脆弱,同样受不了暴力的摧残。人类在握权的恐怖分子面前,同样无力自保。只要世界上有强权暴力存在,人类就没有安全。”这也正是海明威式的追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在邢树贞失去安全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失去安全的时刻——我们与他息息相关。

   同时,暴力的实施者也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深陷在暴力的沼泽之中,正如吸毒者受控于毒品一样无力自拔。人有“神性”,有“人性”,也有“兽性”,而暴力恰是“兽性”之体现。一旦“兽性”毫无节制地泛滥,“神性”和“人性”都会泯灭,正如唐逸所分析的那样:“暴力的残害具双向性。施暴者残害了受害者,也残害了自己。血肉之躯的脆弱性,也在这里显现。一个人,只要施暴于人,残害于人,他的生命也就残伤了,不完整了,由人而变为非人,永远不能再享受人类的自然快乐了。嗜血的刺激,暴乱的神经,麻醉的需求,灵魂的癫狂,感官的错乱,这一切会夺走他身上的自然快乐本能,使他的存在低于人,低于兽。”当“单个”的暴力事件成为“普遍”的时候,当“偶然”的暴力行径成为“习惯”的时候,社会的危机也就臻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暴力不是社会进化的“催化剂”,而是社会崩溃的前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泉源乃是仁爱与和平,我十二分地同意唐逸的观点:“施行暴力统治,以暴力维持‘安定’,其实乃是毁灭安定。一个社会,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暴戾的压抑的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随之缩小。在根本上,一个社会的安定,取决于理性秩序,亦即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的具有恒定性的认同。只有恒定性的认同,才能抵御种种情绪的波动和意外的危机。”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理性秩序”、“恒定性的认同”,以及我还想补充的更为重要的两点:“爱”与“宽容”。

   在暴力越来越“真理化”和“实践化”的今天,邢树贞的坚持让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心目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高于暴力的力量和秩序。尽管现有的官僚体制和司法体系并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说法”,但他依然孤独地坚守着和平的底线。在我看来,假如像邢树贞这样的公民在中国不是“特例”和“异数”,假如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像邢树贞这样坚持在“法”的轨道里寻求正义并以“非暴力”为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公义”的到来将不再遥遥无期。其间,当然还需要绵绵不绝的坚韧、承担、同情和宽恕。这里,我丝毫没有为那些残酷的凶手开脱的意思,我想说的是: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依赖于暴力,否则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凶手一样的层次上。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五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期最后一天,最小的只有七岁的孩子苏西失踪了。一天晚上,劫持孩子的匪徒打来电话,但那家伙只是在嘲弄可怜的母亲。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母亲见到了凶手,却宽恕了他。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的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就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处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犯,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我做出我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福音书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意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这段话让我泪流满面。我们一定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暴力强大得多的伟大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甘地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大英帝国;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马丁·路德·金实现他那无比美好的梦想;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过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也正是这样的力量,显示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我愿意把最大的尊敬献给邢树贞和玛丽亚塔·杰埃格——他们让我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2003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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