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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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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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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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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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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元旦的夜晚,我一边听中央电视台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边读王开岭的新作《跟随勇敢的心》。王开岭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些伟大的心灵、一些伟大的著作,这些伟大的心灵和著作像星辰一样照亮我们,像火焰一样温暖我们,“他们是锐角,暗夜中最嘹亮和惊险的‘锐角’。像矛刺、像号筒、像钢钉、像蒺藜,锋芒所向、剑气所指,无不是黑夜中最黑、最毒、最凶、最险的东西……他们是诗人,是作家,更是斗士和良心;是知识分子,更是真正的爱国者和人道者。”我被打动了,我觉得书中的文字仿佛在与音乐会中最动人的交响乐一起呼应、倾诉、回旋和呐喊,与金色大厅一起闪烁和荣耀。《跟随勇敢的心》副题为“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而我一直以为,了解一个知识分子在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在咀嚼什么样的精神粮食,就可以洞察他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灵。这一次,王开岭没有让我失望。

   当许多中国文化人都在煞有其事地呼唤“有体系”的、“原创”的“思想”的时候,王开岭却通过讲述索尔仁尼琴、奥威尔、加缪、伯尔、克里玛等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天中国最匮乏的并不是貌似高深的“思想”和“学术”,而是直面现实、言说真相的良知与勇气。说出“常识”并不需要多么深奥的思想,却需要开罪于权力者的勇敢。对于那些“勇敢的心”,王开岭选择的是跟随而不是回避,是景仰而不是拒绝,是赞美而不是嘲笑。然而,今天大多数中国作家却已经沦落为《皇帝的新装》里的弄臣和小丑。在我们的书籍、报刊、电视和网络上,充斥着滔滔洪水般的假话、谎话、套话、空话、歌颂的话、献媚的话、言不由衷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和自欺欺人的话。连提倡说真话的巴金老人也并没有说出多少真话,更何况那些以“躲避崇高”自诩的后辈呢?多年在一间阴冷的地下室中读书和写作的王开岭,却正告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左右逢源、名利双收的文化人说:如果没有一颗勇敢的心,你们就不可能被历史所记住、被历史所感激。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与俄罗斯一样深重的苦难,我们却没有诞生一个我们自己的索尔仁尼琴。在面对那无边的苦难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配得上承担这种苦难?”而“龙的传人”们却在揣摩“如何坐稳这奴才的位置?”

   是做“深水鱼”,还是做“浅水鱼”?是在黑夜中寻找光明,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索尔仁尼琴把自己比喻为一条“深水鱼”、一头固执地去顶橡树的“牛犊”。黑暗是存在的,然而最可怕的并非黑暗,最可怕的是习惯黑暗并歌颂黑暗;镣铐就在身上,然而镣铐并非最痛苦的折磨,最痛苦的折磨是什么呢?“不能浮出水面,不能公开发表作品,不能用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尤其不能去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而是把他们白白拱送给敌人去毒化、去‘培养’——这是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深水鱼’们每天都遭受着的炙烤和煎迫。他们几乎听得见灵魂咝咝冒烟的焦糊味……”有多少中国作家会感受到这样揪心的痛苦呢?“多乎哉?不多矣。”在同样的绝望中,中国诗人食指写下了《鱼儿三部曲》,其中有如下几句——

   “当鱼儿完全失去了希望才看清了身边狰狞的网绳春天在哪儿啊,它含着眼泪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

   食指疯了,索尔仁尼琴却目睹了帝国的崩溃。当圣火复活的时候,黑暗只好仓惶逃遁。石映照在《苏俄流亡者的复活》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为什么这么黑暗?现代极权统治如何轻易地就毁灭了这么伟大的国度?作为观光客的罗曼·罗兰说不清楚,研究权力异端的茨威格也说不清楚,它需要一批来自这个国度的真的勇士和警世者的努力,《日瓦戈医生》这样做了,索尔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岛》紧随其后,然后还有扎米亚京,他的流亡成果是《我们》。”确实,自由只属于那些有勇气追求自由和捍卫自由的人,自由从来不会自动降临到那些企图“守株待兔”的人身边。当年,在克格勃特务们阴毒的目光下,索尔仁尼琴义无反顾地宣称道:“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是的,他的笔就是一把铁锹,撬动了帝国用花岗石建造的基座。

   在《跟随勇敢的心》中,若隐若现地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主题——“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个主题是由一个小故事引发的:苏联东欧的专制制度崩溃之后,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好奇的局外人大概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熬过来的?这位平时嘻嘻哈哈、性格活泼的女生先是一阵沉默,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这哭声引起了远在万里之外的王开岭的思索:是的,“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和各种威胁打交道的严峻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良知面临诘问与挑战的精神性质疑,因为它还有另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问答。正像文革结束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庆幸与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无论是加缪《鼠疫》中那些侥幸的幸存者,还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生活在“老大哥”阴影下的人们;无论是写下了《不合时宜的思想》的高尔基,还是写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昆德拉……

   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密切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留在祖国”。王开岭认为,对该问题作出了“最有力和最让人信服的回答”的是捷克作家克里玛。克里玛是这样说的:“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在这里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们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更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作为一位作家更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漠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对国外能享有的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创造它,因此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正如我不可能感受到他们国家的悲哀一样……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我熟悉并理解它的历史……”正如丹东所说的“我不可能把祖国放在鞋底带走”,克里玛选择了留下,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以勇气为写作的源泉,以信仰为生命的支柱,他不惧怕更为艰难的“内心的流亡”。克里玛不愿意离开,是因为爱;他不愿意说谎,也是因为爱——爱街道上的鹅卵石,更爱走在鹅卵石上的每一个坚忍不拔的同胞。对此,王开岭评论说:“‘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也就是说,之所以选择留守而非流亡,就因为‘我’想亲手参与自己国家的‘创造’,之所以没有率先踏上自由之路,就因为‘我’有一个梦想:要把生命和信仰的种子,最直接地埋植在这块土地上,要亲眼看到贫瘠的它是怎样一点点升起自由、尊严和力量……就像一位农夫,只有吃到亲手栽的蔬菜、亲手烤的面包,他才会欣慰而笑,才会获得价值和意义,才会真正地器重自己。”让人欣慰的是,克里玛和哈维尔都迎来了这一天,自由像阳光一样抚摸着他们皱纹深深的脸庞,“亲手创造”的幸福充溢着他们的心房。他们用生活和写作证实了人身上存在的高贵性,他们用生活和写作申明了一个永恒的信念:虽然不是每一个农夫都能够吃到自己种植的香喷喷的粮食,但是收获的那天最终会来临,你的朋友、亲人和子孙都将享受到你的福荫。他们都会对你的劳动和奉献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愿意与王开岭一样,成为那些勇敢的心的不悔的跟随者。

   1/2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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