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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今夜飞雪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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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欲望号街车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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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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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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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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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的幽默
·红顶商人胡雪岩
·酷吏如屠夫
·腊肠下酒著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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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巧林:余杰的意义

   毕巧林

   前言:一这是一篇想在更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而终于没有发出的文章。二余杰后来的书出得很滥,有些不足为训,本文只就其一篇文章谈问题。务望网友别产生误会,以为是对他的全部评价价。欢迎讨论

   一看题目,读者就会明白,在二余的争论争我对余杰的文章采取肯定的态度。但应当说我所肯定的不完全在于余杰对余秋雨个人的批评。如果单就余杰对余秋雨个人的批评来说,余杰的基点虽对,可是他的指称确有轻率和冒失的地方。我所肯定的主要是余杰文章透露出来的文化精神及其客观价值。

   我想余杰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真纯品格及真诚追求的呼唤。因为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传播的精神,必须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来写作。他应该象一个"情痴"那样单恋而不是多恋。对于这个信仰,他矢志不渝。为了这个信仰,他可以铤而走险,也可以粉身碎骨,但绝不能因强权所逼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可能出现改宗的现象,但是这种改宗必须要有相应的反思,让人看到变化的足迹。知识分子只有对精神生产保持住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才有可能给人类创造出伟大的精神产品。

   余杰的呼唤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尤显重要。因为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少真纯的品格。不信请察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今天他们的表演,我们就难以找到几个坚守自已所信真理并为之而献身的人物;他们中的多数都善于作雅奴斯的变脸,今天说这套理论,明天说那套理论,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模糊自已的形象,给人留下一堆堆文化垃圾。这种现象即使在当年的许多受难者如冯雪峰、何直、王若望、肖也牧等身上也屡见不鲜。难怪中国知识分子出不了大师,他们的精神状态与大师相比,距离何其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余杰要求忏悔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因为只有忏悔,我们才能告别虚伪;只有忏悔,我们才能走向真纯,以宗教精神呵护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假若不把那种丑陋、虚伪的人格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就仍然走不出历史的泥淖,甚至还会在新的时代重复虚伪,作精神的商贩。

   公平地说,相比于周扬、郭沫若、林默涵、张光年等,余秋雨不算知识分子中问题最严重的一个。余杰拿他问罪确有些残酷。然而文章的写作总要有相应的契机。何况余秋雨活跃的身影颇为惹眼,他前后两种写作方式的反差又那么大。当发现了他被自我遮蔽了的历史,为受骗感所激怒,余杰自然要首先把他当作祭献真诚的牺牲。对此余秋雨应有所超越,不要把余杰的批评仅仅当作对他个人的攻击。我相信总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的余秋雨能够看出余杰文章的普遍意义。尽管许多比他问题严重的人都没反思或忏悔(他的答辩文章有此类语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精英、作表率首先进行反思和忏悔。如此才能表现他不少作品所弘扬的民族关怀的至高境界。而且,从历史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能够进入姚文元写作班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仅凭这一点,余秋雨就应当忏悔。假若他坚持"不谦虚",那就暴露了他现在写作的虚伪,他倡言的美好人 性都是做给人看、让别人实现的,而他自己从不准备实现。

   二

   使我对余杰文章表示赞赏的还有他对流行几十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模式的轰击。关此余杰虽然没有作明确的论说,但作为一种文化密码,它已潜隐在余杰的文本中,并触动了我们的知觉,让我们产生了相关的联想。确实,当他就历史错误要求余秋雨忏悔的时候,我感到他不单单是对着余秋雨、对着知识分子群体说话,也是对着整个民族说话。因为这种错误是带有全民族性的,余杰的要求既渗透着高贵的义愤,又渗透着深刻的历史理性的精神。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错误,那么它很难赢得清明的未来。被埋藏的东西说不上什么时侯还会借尸还魂,编撰旧曲、制造新的悲剧。这不是说瞎话,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中出现的开倒车现象及它们给改革造成的艰难足以说明清理历史尘垢的必要。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不愿意接受这个历史理性、最不愿意承担历史的错误。于是一种可怕的现象被普遍地接受下来,即那些在历史上犯过大错乃至有大恶的人依然能够浮到未来的水面上当领导、当权威、当名人,继续摆布被他们愚弄过的人们。那些已被历史证明为谬误的理论依然还能在未来的精神舞台上耀武扬威,规范人们的行动。那一个个政治不倒翁,那一个个疆硬的思想权威形成密不透风的压制,窒息着民族的生机,精神的活力。当少数精神界之战士发出挑战、要求历史公义的时侯,他们又总是用历史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来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责进行辩护。出于人们在理论上中毒较深,也由于没犯过历史错误的人极少,他们的辩护总能生效、总能得到谅解,结果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思想政治文化机制:不断犯错误—— 不断当领导(或权威)——不断升迁。

   这种思想政治文化机制使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在人格选择上趋于高度地工具化和低劣化,即不要个人声音、不要自律精神而唯权力话语是听、唯现实原则是瞻。缘此墙头草、随风倒式的人物比比皆是。但人格的萎缩并没使人们感到屈辱,因为在现实,他们可以得到该得的一切;在未来,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侯,他们能够方便地把问题推给上面、推给历史环境,而自己则逃之夭夭。余秋雨不忏悔、那些不要余秋雨忏悔的议论都源于此 种思维模式。

   但我支持余杰的要求,无论政治领袖、各层官员、文化权威都要对自己的错误历史作出忏悔。他们给民族造成了苦难,他们也必须付出相应的名誉、地位来补偿,以便未来的世界变得更千净。历史决定论救不了他们的命。因为这种理论漏掉了人的作用。事实上人不但为历史所创造,人也创造着历史。任何人在既定的历史面前都不是无能的,都有选择的自由。在邪恶的年代只要有一个反叛者,就不能为所有的奴隶辩护。如果承认历史决定论,那么人类就不会有现代的历史,得永远做奴隶。但社会还是发展了,这就证明了历史决定论的破产。因此我们需要追问人的责任。

   作为余秋雨的同时代人,我不相信走进权力中心或权力话话中的人都是清白的。我宁愿相信他们有个人心理动因。这决定他们放逐自我而选择超我。我在一本书中具体研究过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趋时的原因,指出巴金参与批判的心理动因是出于活命哲学,周扬整人 的心理动因是出于报复,姚文元当棍子的心理动因是出于向上爬,郭沫若 为虎作伥的心理动因是出于献媚讨好。余秋雨进入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班 子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他可以不谈。然而他无权遣责别人的追问。只要他 不断地以大智者的身份写作、影响读者,只要他还遮蔽自己的历史,读者 就有权追问。这种追问不全在于向他讨回被欺骗的感情,更在于轰毁几十 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模式,把众神的存在还原成俗人的存在,让自我从对神 的崇拜中获得解放,进而去创造一个没有神、只有清明理性的世界。

   三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忏悔的使用及忏悔的方式说几勺话。"忏博"是净化灵魂的方式。在新村期,它进入知识分子话语中被高频率地使用。对 "忏悔"一词的启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理性和良知的苏醒。因为我们终于在梳理历史的罪恶时觉悟到了自身所负有的责任,并且也正是为了使未来的历史不再重复“恶”,集体地抵制“恶”,知识界强调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进行自我反思,在拷问自我和批判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精神和人格的高度升华。 但是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因为自"忏悔"一词被启用以来,除了巴金老人真正实践了而外,我们难以找到第二个文化名人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忏悔。从林默涵的"我绝不忏悔"到余秋雨的 "拒绝忏悔",再到"二余"争论中某些文章强调"不必忏悔",我们深深感到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许多人大致都有对别人的施虐狂症、对自己的护短症。

   面对这种文化的惰性,我敬重余杰的锐气,他通过个案揪住了知识分子的狐狸尾巴,提醒他们“忏悔"。也许用二句俗谚最能表达余杰行为的意义,即"钟不敞不响"。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脸皮太厚,有的厚得几乎近于胡风所说的“无耻"。要知道他们在"左倾"年代始终扮演着文化杀手的角色。可是到了新时期之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文化开放的先锋。对于过去,他们或者不提,或者总往上面泼污水,好像自己是被奸污的良善妇女。其实他们无法瞒天过海。我这里不妨提供几份备忘录,请查阅《胡风文艺思想批判集》、《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它们抒写着当代知识分子名人的历史。今天经余杰的敲击,我们可以再度熟悉他们的历史,消解掉他们在新时代给我们造成的崇高感、神圣感,从而创造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

   有人斥责余杰逼迫别人忏悔是“红卫兵行动”。我认为这是无嵇之谈。因为忏悔既可以是自觉自愿的,也可以是经过别人提示的。历史上有污点而不再频频表演,别人不会说什么。当一些人企图遮掩自己的历史又以新时代的智者身份来显示自身存在的时候,就有必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过去。余杰作了慵懦的知识分子不敢做的事,表现出了十分令人钦敬的正义感。再说作为一种暴力行动,红卫兵当年的批斗是以剥夺被害者的自由为前提的。余杰要求忏悔是在平等、理性的基础上的对话,对方有充分的权利进行辩驳。忏悔或不忏悔的自由全在他的手里,他怎么选择都不会受到干涉。既然加此,干么要把余杰的符合历史正义的要求说成是”红卫兵行动”?想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红卫兵"的恶溢来封住正义之口,让自己继续蒙着面罩穿行于当代文坛。1/2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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