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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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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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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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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巧林:余杰的意义

   毕巧林

   前言:一这是一篇想在更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而终于没有发出的文章。二余杰后来的书出得很滥,有些不足为训,本文只就其一篇文章谈问题。务望网友别产生误会,以为是对他的全部评价价。欢迎讨论

   一看题目,读者就会明白,在二余的争论争我对余杰的文章采取肯定的态度。但应当说我所肯定的不完全在于余杰对余秋雨个人的批评。如果单就余杰对余秋雨个人的批评来说,余杰的基点虽对,可是他的指称确有轻率和冒失的地方。我所肯定的主要是余杰文章透露出来的文化精神及其客观价值。

   我想余杰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真纯品格及真诚追求的呼唤。因为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传播的精神,必须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来写作。他应该象一个"情痴"那样单恋而不是多恋。对于这个信仰,他矢志不渝。为了这个信仰,他可以铤而走险,也可以粉身碎骨,但绝不能因强权所逼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可能出现改宗的现象,但是这种改宗必须要有相应的反思,让人看到变化的足迹。知识分子只有对精神生产保持住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才有可能给人类创造出伟大的精神产品。

   余杰的呼唤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尤显重要。因为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少真纯的品格。不信请察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今天他们的表演,我们就难以找到几个坚守自已所信真理并为之而献身的人物;他们中的多数都善于作雅奴斯的变脸,今天说这套理论,明天说那套理论,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模糊自已的形象,给人留下一堆堆文化垃圾。这种现象即使在当年的许多受难者如冯雪峰、何直、王若望、肖也牧等身上也屡见不鲜。难怪中国知识分子出不了大师,他们的精神状态与大师相比,距离何其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余杰要求忏悔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因为只有忏悔,我们才能告别虚伪;只有忏悔,我们才能走向真纯,以宗教精神呵护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假若不把那种丑陋、虚伪的人格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就仍然走不出历史的泥淖,甚至还会在新的时代重复虚伪,作精神的商贩。

   公平地说,相比于周扬、郭沫若、林默涵、张光年等,余秋雨不算知识分子中问题最严重的一个。余杰拿他问罪确有些残酷。然而文章的写作总要有相应的契机。何况余秋雨活跃的身影颇为惹眼,他前后两种写作方式的反差又那么大。当发现了他被自我遮蔽了的历史,为受骗感所激怒,余杰自然要首先把他当作祭献真诚的牺牲。对此余秋雨应有所超越,不要把余杰的批评仅仅当作对他个人的攻击。我相信总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的余秋雨能够看出余杰文章的普遍意义。尽管许多比他问题严重的人都没反思或忏悔(他的答辩文章有此类语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精英、作表率首先进行反思和忏悔。如此才能表现他不少作品所弘扬的民族关怀的至高境界。而且,从历史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能够进入姚文元写作班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仅凭这一点,余秋雨就应当忏悔。假若他坚持"不谦虚",那就暴露了他现在写作的虚伪,他倡言的美好人 性都是做给人看、让别人实现的,而他自己从不准备实现。

   二

   使我对余杰文章表示赞赏的还有他对流行几十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模式的轰击。关此余杰虽然没有作明确的论说,但作为一种文化密码,它已潜隐在余杰的文本中,并触动了我们的知觉,让我们产生了相关的联想。确实,当他就历史错误要求余秋雨忏悔的时候,我感到他不单单是对着余秋雨、对着知识分子群体说话,也是对着整个民族说话。因为这种错误是带有全民族性的,余杰的要求既渗透着高贵的义愤,又渗透着深刻的历史理性的精神。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错误,那么它很难赢得清明的未来。被埋藏的东西说不上什么时侯还会借尸还魂,编撰旧曲、制造新的悲剧。这不是说瞎话,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中出现的开倒车现象及它们给改革造成的艰难足以说明清理历史尘垢的必要。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不愿意接受这个历史理性、最不愿意承担历史的错误。于是一种可怕的现象被普遍地接受下来,即那些在历史上犯过大错乃至有大恶的人依然能够浮到未来的水面上当领导、当权威、当名人,继续摆布被他们愚弄过的人们。那些已被历史证明为谬误的理论依然还能在未来的精神舞台上耀武扬威,规范人们的行动。那一个个政治不倒翁,那一个个疆硬的思想权威形成密不透风的压制,窒息着民族的生机,精神的活力。当少数精神界之战士发出挑战、要求历史公义的时侯,他们又总是用历史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来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责进行辩护。出于人们在理论上中毒较深,也由于没犯过历史错误的人极少,他们的辩护总能生效、总能得到谅解,结果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思想政治文化机制:不断犯错误—— 不断当领导(或权威)——不断升迁。

   这种思想政治文化机制使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在人格选择上趋于高度地工具化和低劣化,即不要个人声音、不要自律精神而唯权力话语是听、唯现实原则是瞻。缘此墙头草、随风倒式的人物比比皆是。但人格的萎缩并没使人们感到屈辱,因为在现实,他们可以得到该得的一切;在未来,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侯,他们能够方便地把问题推给上面、推给历史环境,而自己则逃之夭夭。余秋雨不忏悔、那些不要余秋雨忏悔的议论都源于此 种思维模式。

   但我支持余杰的要求,无论政治领袖、各层官员、文化权威都要对自己的错误历史作出忏悔。他们给民族造成了苦难,他们也必须付出相应的名誉、地位来补偿,以便未来的世界变得更千净。历史决定论救不了他们的命。因为这种理论漏掉了人的作用。事实上人不但为历史所创造,人也创造着历史。任何人在既定的历史面前都不是无能的,都有选择的自由。在邪恶的年代只要有一个反叛者,就不能为所有的奴隶辩护。如果承认历史决定论,那么人类就不会有现代的历史,得永远做奴隶。但社会还是发展了,这就证明了历史决定论的破产。因此我们需要追问人的责任。

   作为余秋雨的同时代人,我不相信走进权力中心或权力话话中的人都是清白的。我宁愿相信他们有个人心理动因。这决定他们放逐自我而选择超我。我在一本书中具体研究过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趋时的原因,指出巴金参与批判的心理动因是出于活命哲学,周扬整人 的心理动因是出于报复,姚文元当棍子的心理动因是出于向上爬,郭沫若 为虎作伥的心理动因是出于献媚讨好。余秋雨进入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班 子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他可以不谈。然而他无权遣责别人的追问。只要他 不断地以大智者的身份写作、影响读者,只要他还遮蔽自己的历史,读者 就有权追问。这种追问不全在于向他讨回被欺骗的感情,更在于轰毁几十 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模式,把众神的存在还原成俗人的存在,让自我从对神 的崇拜中获得解放,进而去创造一个没有神、只有清明理性的世界。

   三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忏悔的使用及忏悔的方式说几勺话。"忏博"是净化灵魂的方式。在新村期,它进入知识分子话语中被高频率地使用。对 "忏悔"一词的启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理性和良知的苏醒。因为我们终于在梳理历史的罪恶时觉悟到了自身所负有的责任,并且也正是为了使未来的历史不再重复“恶”,集体地抵制“恶”,知识界强调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进行自我反思,在拷问自我和批判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精神和人格的高度升华。 但是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因为自"忏悔"一词被启用以来,除了巴金老人真正实践了而外,我们难以找到第二个文化名人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忏悔。从林默涵的"我绝不忏悔"到余秋雨的 "拒绝忏悔",再到"二余"争论中某些文章强调"不必忏悔",我们深深感到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许多人大致都有对别人的施虐狂症、对自己的护短症。

   面对这种文化的惰性,我敬重余杰的锐气,他通过个案揪住了知识分子的狐狸尾巴,提醒他们“忏悔"。也许用二句俗谚最能表达余杰行为的意义,即"钟不敞不响"。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脸皮太厚,有的厚得几乎近于胡风所说的“无耻"。要知道他们在"左倾"年代始终扮演着文化杀手的角色。可是到了新时期之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文化开放的先锋。对于过去,他们或者不提,或者总往上面泼污水,好像自己是被奸污的良善妇女。其实他们无法瞒天过海。我这里不妨提供几份备忘录,请查阅《胡风文艺思想批判集》、《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它们抒写着当代知识分子名人的历史。今天经余杰的敲击,我们可以再度熟悉他们的历史,消解掉他们在新时代给我们造成的崇高感、神圣感,从而创造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

   有人斥责余杰逼迫别人忏悔是“红卫兵行动”。我认为这是无嵇之谈。因为忏悔既可以是自觉自愿的,也可以是经过别人提示的。历史上有污点而不再频频表演,别人不会说什么。当一些人企图遮掩自己的历史又以新时代的智者身份来显示自身存在的时候,就有必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过去。余杰作了慵懦的知识分子不敢做的事,表现出了十分令人钦敬的正义感。再说作为一种暴力行动,红卫兵当年的批斗是以剥夺被害者的自由为前提的。余杰要求忏悔是在平等、理性的基础上的对话,对方有充分的权利进行辩驳。忏悔或不忏悔的自由全在他的手里,他怎么选择都不会受到干涉。既然加此,干么要把余杰的符合历史正义的要求说成是”红卫兵行动”?想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红卫兵"的恶溢来封住正义之口,让自己继续蒙着面罩穿行于当代文坛。1/2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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