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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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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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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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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2002年12月9日,南方某媒体报道:深圳建筑工人罗成海在工地上受伤,钢筋刺入身体,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然而,建筑单位却没有给他办理保险。当无力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医院将病人的药停了。无奈之下,罗成海的妻子黄某来到施工现场追讨医药费,却没有获得满意的说法。12月7日上午,罗成海夫妇带着他们四岁的小孩来到工地上,相关负责人却躲开了。黄某在绝望之中爬上了提升架,以自杀相威胁。当施工方赶到时,黄某已经趴在五层高的提升架上,下面的人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她的哭诉和要求:如果不给七万元的赔偿,她就从上面跳下来。四个多小时之后,黄某终于答应从上面下来。最后,他们拿到了两万元的赔偿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2天之后,同一工地上的建筑工人陈建国,也因医药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爬上了提升架。这一次,他可没有罗成海夫妇那么幸运。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以跳楼自杀的方式来解决劳资纠纷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构成了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当地派出所建议立此案为“治安案件”,将陈拘留15天,但上级没有批准,因为“考虑到他是初犯,且情节较轻,应以说法教育为主”。

   2003年1月7日,南方某媒体第一次称这两次事件为“跳楼秀”。原因是两次事件发生前都是民工自己报的案,每次爬上塔吊的民工都开出高额价码,并以“死”相迫最终得到赔偿金。1月11人,该媒体还发表题为《不该严惩“跳楼秀”吗?》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强调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使其成为“只能保护、不能惩罚”的“赤贫贵族”。深圳警方严惩“跳楼秀”的做法并无过错,如果“跳楼”风一开,百害而无一利。警方这种看似无情的做法,恰恰是对民工生命的保护。

   在我看来,在当代汉语中再没有比“民工跳楼秀”更加冷酷、更加无耻的新词汇了。我对那些创造发明这一新词汇的、“聪明”到了极点的记者和评论家们充满了愤怒:什么叫“民工跳楼秀”?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来寻求正义和权利的时候,难道也是一种“秀”吗?如果你们把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秀”,你们为什么不亲自来试一试?后来,《北京青年报》记者李湘荃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批民工从2002年10月起就没有拿到过一天五十元的工钱,眼看将要回家过年,哪个不着急呢?即便民工的跳楼行为违了法,那施工方不也先违反了《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吗?为什么某些“有文化的人”只是冷嘲热讽民工的“行为不当”,而对施工方的恶行却熟视无睹呢?这难道不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强权伦理”的翻版吗?对此,一位不愿(更是不敢)透露姓名的罗成海的老乡激愤地说:“原来来采访的那些记者不问原因,只说跳楼,人人都觉得我们民工素质很差。我们是没有读过多少书,可那些读过很多书的人又怎么样呢?该给的工钱不给、该付的医药费不出,究竟是谁的素质差?”他们还说,其实没有人愿意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这也是没有办法,不把事情搞大,谁来管你民工啊!”

   一些一无所有而只剩下生命的民工,却被某些玩弄文字的家伙称为“赤贫贵族”,我终于明白“刀笔吏也可杀人”的典故了。这些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工作者为民工受到制裁而“鼓与呼”,却不去谴责那些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甚至医药费的建筑公司和包工头。他们不去追问民工为什么会孤注一掷,却用“稳定”的大帽子来打压这些无辜者。近年来,不仅出现了民工跳楼事件,还出现过民工绑架包工头的亲属讨还工钱的事件,这些我们谁都不愿看到。我认为,单纯指责民工是“法盲”于事无补,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姐妹,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们有多少法律能够切实保护民工的权益?我们有多少政府部门在为民工提供服务?黄某在跳楼之前,已经尝试过所有正常的、和平的渠道,比如与施工方谈判、比如向劳动部门投诉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全都无济于事,她才只好“铤而走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把民工逼上这条危险之路。如果我们依然不反思制度的缺陷和舆论的偏差,依然居高临下地批判民工的“愚昧”和“偏激”,那么还会有无数类似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在那位“过于聪明”的评论家的笔下,替民工说两句话就成了“因噎废食、矫枉过正”,而帮助施工方掩盖罪行却成了“主持公正、遵守法纪”,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混蛋逻辑。我为我们有这样“嫌贫爱富”的媒体而羞愧,我为与我一样以“写字”为职业的人中有这样“冷酷的心”而震惊。正如那位民工所说的那样,这些读过许多书的人,难道真的就有很高的“素质”吗?

   学者唐逸在分析今天中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心理的尖锐对立时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的急剧两极分化,对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国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需要一定时间来吸纳新的生活方式。而豪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新风气则大大推迟这一过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义愤,暴富的豪华令人歆羡,此时暴力便可能成为强悍的弱势者发泄的出路,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他接着讲了一个英国的故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垂威利安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而在中国呢?唐逸举出了两个与之截然对立的例子:“据报纸报道,有一位农家妇女担了水果上街,被豪华轿车撞翻担子,撒落一地水果,农妇坚持要驾车的富人帮她捡起果子,富人只肯给她一点钱而坚决不肯折腰捡水果;这时来了警察,当即厉声斥走农妇。还有一位老人担了木柴上街,担子划了一下疾驰的小轿车,开车人下来不由分说,两拳便将老人打死在地。贫富不均是一回事。机会的自由是另一回事。而富人以什么方式对待穷人,又是一回事。在这三件事中,上层(以及所谓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有没有挥洒出基本的智力与教养,皆关系到社会,以及富裕者自身的安危。”民工跳楼事件已然呈现出了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的媒体不仅没有正视和试图缓解这一危机,反倒在加剧这一危机。“民工跳楼秀”这一卑鄙无耻、冷酷无情的汉语新词汇的出现,鲜明地展示出某些精英人士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同情心和公益心,已经彻底地沦落为权势集团和富有阶层的帮闲、帮忙和帮凶。他们以为自己在“维护”稳定,殊不知他们的做法如同向火焰中浇入汽油,后果如何不言而喻。

   1/2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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