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余杰文集]->[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
余杰文集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
*
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
*
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王朔骂金庸,已经是江湖上的一件陈年旧事了。其实,当初王朔骂的不是金庸,而是金庸的小说。两个小说家对小说的特质具有截然不同的观念和体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一名金庸小说的热爱者,我对王朔的看法不以为然。但是,我紧接着却要声明:我喜欢金庸的小说,而不喜欢金庸本人。我不同意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在我看来,"人"和"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当然,金庸的小说是商业社会"文化工业"的产物,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最初它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捧到云霄之上,也没有必要给它扣上诸如"祸国殃民"、"破坏法治"、"毒害青年"之类的大帽子。

   早在王朔批评金庸小说之前,李敖就猛烈批评过金庸的伪善。王朔评论的是金庸的小说,李敖评论的却是金庸的为人。李敖认为,金庸拥有数亿资产,却极少参与资助慈善和教育事业。一边是一毛不拔,一边却又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大谈"仁爱"、"慈悲"、"善行"云云,佛学修为俨然博大精深。李敖反问说:佛学讲究"四大皆空",金庸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财产呢?金大侠如此"脱节"的言行不是伪善又是什么?

   我部分同意李敖的批评。尽管《圣经》中也说过,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走进针眼还要难,但我认为富裕并非就是罪恶。笼统地说富人都是坏人、穷人都是好人,或者采取相反的判断标准,都是相当危险的。富人乐善好施当然是好人,值得尊重和表彰。比如捐资兴办哈佛大学的哈佛、创办卡耐基基金会的卡耐基和许诺死后要将绝大部分财产捐出的比尔·盖茨,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富翁。倘若富人是葛朗太式的守财奴,一心钻到钱眼里,但只要他们的钱是合法赚到的,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人,却不能拿着道德高线去指责他们。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一种富人:既要谈论"慈悲"和"仁爱"这些词语、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又对贫弱者视而不见,这不是伪善又是什么呢?

   金庸的"第一身份",与其说是才华横溢、国学渊博的文人,不如说更是成功的商人。无论是写作武侠小说,还是创办《明报》等媒体;无论是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人,还是担任北大的名誉教授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金庸一切行为都是从商人的准则出发,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只身来到香港半个世纪,金庸就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成为香港的顶尖富豪之一,他的成功自有其"见机行事"的独特眼光。

   最近,金庸与三联出版社的合作终至"缘尽"。据三联出版社的编辑透露,当原有协议需要续签时,金庸突然提出要大幅提高版税、每年必须达到一定印数等诸多要求。这些要求超过了三联出版社的承受力。双方几经磋商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只好终止协议,数年的合作终于走到了尽头。尽管三联出版社对于在大陆推广金庸小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金庸却翻脸无情,让编辑们感到寒心。这件事情又让我想起了前两年发生的"金庸小说点评本"事件。事前,金庸同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小说的"点评本",由著名学者冯其庸、严家炎等人担纲点评。然而,该书刚刚问世,金庸却突然收回承诺,提出要状告出版社"侵权"。一个作家敢于、并善于维护自己作品的知识产权,当然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品质。我并不认为金庸与出版社之间的"斤斤计较"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斤斤计较"的话,就应当在各个方面都贯彻到底。让我大跌眼镜的另一个事实是:当三年前中央电视台提出要拍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的时候,一向精明的金庸突然之间却变得无比慷慨大方--他宣布,只是象征性地索取一元钱人民币的改编费。对此,央视大喜过望,乃用黄金制作一个牌匾,里面镶嵌了一元人民币作为礼物赠送金庸,以感谢金大侠的"侠义心肠"。然而,我却对金庸的这一举动感到不可思议:出版社的数十万稿费他分文不让,而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这不是明显的"杀贫济富"吗?央视本来就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它又不是希望工程、烛光工程等慈善和教育项目,需要香港富豪们来慷慨解囊。固然,作家有随心所欲得处理自己作品的权利,但是我不禁要问:如此赤裸裸地向央视攀亲、献媚,金大侠难道不怕江湖上的各大门派笑话吗?

   央视拍摄的《笑傲江湖》播放之后,观众骂声如潮,网络上将其形容为"瞎熬浆糊"。"金迷"们都想听听金庸本人的评说。那么,金庸说了些什么呢?一开始,他对央视的版本大加赞赏,公开表示"这是由我的小说拍成的电视连续剧中最成功的一部"、"拍得美伦美奂"。当该片收视不佳、骂声渐起时,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他故意回避直接评论片子的好坏,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剧组人员非常敬业、不打扑克云云。真是世外高人,话中有话。不是聪明人还觉察不到他态度的变化--"敬业"和"不打扑克"的背后,可能是弱智和愚蠢。再后来,当观众骂声不绝乃至情绪激昂的时候,金庸也开始加入其中,回应那些"原教旨主义"的"金迷"们的厚爱。金庸向记者表示:此前基本上没有看过片子,后来才发现编导改编太过,电视剧已经失去了原著的本色。他由赞赏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诉苦者。金大侠还真会紧跟形势,像变色龙一样让自己永远保持"正确"和"光荣"。

   金庸在现实生活中有伪善的一面,在文学创作中又深味妥协之道。在北大召开的一次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金庸向记者们表示,他是一个"女性崇拜者",他认为女性代表着人类社会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金庸的这一观点获得了在场的若干北大美丽的女学生经久不息的掌声。然而,金庸的这一"表态"多少显得"言不由衷"。因为在他的小说中,从来都是多名美丽而聪明的女性追求一个男性英雄,后来甚至以"一夫多妻"的"完美"结局而告终--就连卑劣不堪的韦小宝也"抱得众女归",享尽人间春色。无论怎样出色的女性,在小说中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就连聪慧无双的黄蓉,最后也成了郭靖的影子。这一褒一贬的错位又如何解释呢?

   对此,文学批评家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中有这样一段精彩之论:"武侠小说总要写作为主人公的大侠被一大堆外美内秀的卓越女性所爱慕、所追逐,正是为了迎合大众心理。这里,仍然是商业文化的铁则在起作用。金庸既'很崇拜女性',又明白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多男追一女,却在小说中屡屡写多女追一男,其中原因,也只能从商业文化的角度做出解释。……与其说'一男多女'模式表现了金庸对女性的轻蔑,不如说表现了金庸对商业文化模式的屈服。"虽然我并不同意王彬彬对金庸小说的全部的论述,但我认可他的这一观点。金庸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男权心态,不惜扭曲自己内心深处对女性的尊重和怜爱,而将作品中的女性定格为男权文化的玩偶。他没有忠于自己的内心。

   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必然都要挑战自己所处时代的陈规陋习,这种挑战有可能失去广大的读者、有可能招致广泛的批评,但是其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呈现出来。那些纯真的天才们,宁愿坚守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而忍受因为"超前"而带来的冷落和凌辱。他们的伟大由历史来决定,而不是由读者的数量来衡量。英国作家拉什迪认为:"一本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可以证明作者有写作能力,而在于它体现出来的写作质量。因为有的劣质作品并不缺乏作家个人经历,不缺乏奇特的探险或作家从外面获得的处理主题的想象力。"他特别强调指出,文学的生命就在于冒险:"唯一谈得上冒险的是,当作家为了提升他对现象的思考质量而迫近可能性之边缘时所做的努力。能接近极限,摇撼彼岸,能使艺术家为艺术不敢触动的东西挺而走险的作品应当是好作品。"拉什迪本人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写作,他不惜冒犯原教旨主义者而亡命天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庸是以商人的"精打细算"开始写作的。金庸深知,只有最中庸的写作才能保持最庞大的读者基数。对他来说,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比坚持某种文学理念和生命价值更加重要。他不会轻易冒犯读者们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心态,无论这种思维定势是如何的陈旧不堪、无论这种文化心态是如何的肮脏卑劣。这种妥协使得金庸永远只能是一个优秀的通俗小说作家,而不可能跻身于文学大师之林。10/23/2002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