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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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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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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作家贾平凹说过,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有一次,他去火车站接作家莫言,打着写着“莫言”的招牌。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跟他说一句话。原来,人们以为他在做一个行为艺术,人们把“莫言”理解为“不要说话”的警告。那真是一个有趣的误会。

     后来,莫言还念念不忘那天的场面。15年以后,他还在新作《檀香刑》的后记中写道:“我还应感谢15年前他高举着题为‘莫言’两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上迎接我、把周围的人吓得不敢说话的一段情谊。” 

     平常出门的时候,贾平凹经常提着一个提包,这是一家聋哑学校送给他的。他每每把包上印着的“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他倒觉得很自在。 

     我很羡慕贾平凹有这样一个印着“聋哑学校”字样的普通布包。我也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至少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而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却又不得不说话——因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全都是“话篓子”,客人一上车,他们便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他们从国际新闻谈到国内新闻,再从全国大事谈到北京大事,最后才是谈论天气变化和交通状况。他们有鼻子有眼睛地谈论小道消息时,仿佛刚刚开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乘客来插话、来询问、来配合。如果乘客不搭理他们,他们说话的兴致受挫之后,说不定会气得猛踩油门横冲直撞、或者干脆绕上一大圈路。他们认为“说话”是表达“热情”的方式,我却认为“说话”是一大苦差使。我宁愿把眼睛一闭、把嘴巴一关。我不是害怕“言多必失”,而是希望在宁静中进行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大学和书店里,跟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也是不加选择地说自己的心里话,既容易得罪人,又给自己带来“狂妄”的名声。但是,我依然不愿意训练自己的说话“技巧”,我永远也学不会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字斟句酌、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我不会揣摩并迎合谈话对手或者听众的心理,大多数时候,我宁愿选择“倾听者”的身份;如果非要开口,我也只是一个“自言自语者”,而不是一个善于交谈的人。在许多公开场合,我更是不善于说话,尤其是在面对摄影镜头和诸多听众的时候。我不会说违心的话、虚伪的话、附和的话、拐弯抹角的话、虚晃一枪的话、表里不一的话,我只会说自己内心的话。电视台请我去做过几次“嘉宾”,我说的几句老实话却怎么也跟现场的气氛不协调。后来,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的那一段话几乎全部被剪掉了,电视台的朋友责问我说:“你就不能换一种方式说话?”我只好深表歉意地说:“非常抱歉,我只会以自己的方式说话。”相反,我倒觉得电视台的那些主持人、尤其是那些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们,简直就是一类我无法理解的动物———他们怎么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说假话、空话、套话呢?他们是一群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说假话、空话和套话的时候,不仅不会感到痛苦,反倒感到快乐;不仅不会有良心上的压力,反倒会有功成名就的崇高感。

     我不喜欢口头上滔滔不绝的人。最近读到卢跃刚写的关于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报告文学《东方马车》,其中写到了新东方老师们的口才,我虽然没有亲耳听过他们的授课,但书中的描写已经让我身临其境。比如口才最出色的徐小平,他的语汇里没有中性词———“伟大!”、“绝了!”、“深刻!”、“极致!”、“辉煌!”、“无与伦比!”、“美仑美奂!”、“登峰造极!”都是用惊叹号才能结尾的词语。他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经常不客气地说:“不好意思,我是这方面的天才。”好像他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似的。他兴之所至妙语连珠,什么“推开领馆这扇窗,看到签证多凄凉”、什么“山穷水尽无签证,柳暗花明有小平”。新东方的主帅俞敏洪说:“小平只要一出场,底下就是爆炸性的掌声。” 

     这样的一种“英语传销”让我头皮发麻,这样的一种“领袖语言”让我不寒而栗。这种地毯式轰炸的语言,足以让学生半天找不着北。李阳的“疯狂英语”使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我宁愿学不好英语,也不会让自己“疯狂”的。语言的膨胀往往会带来内心的膨胀,独裁者们通常都是运用话语的天才,希特勒的演讲能够让素来重视理性思维的德意志民族都成为疯子,可见语言的破坏性有多大。 

     那么,我愿意继续对那些太善于说话的人保持警惕,我也愿意继续向自称不会“说话”的贾平凹学习。

   9/3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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