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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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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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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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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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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在苏联帝国崩溃前夕,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对其暧昧的前景充满了忧虑。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发生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六四"惨案刚刚过去不久。当爱沙尼亚的民主人士前来拜访马特洛克并寻求美国支持的时候,马特洛克坦率地对他们说:"假如苏联军队镇压你们的人民,我们除了抗议之外无法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就像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军队杀害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一样。"然而,幸运的是,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军队拒绝了保守派让他们向市民开枪的命令。中国人的鲜血震动了世界,除了中共自己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政权敢于重复这种用极度残暴的方式维持专制统治的"经验"。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六四"的鲜血没有在中国本土孕育出一朵民主的百合花,却成为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催化剂。

   "八九"民运突然爆发的时候,北明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美丽女子,她正在与丈夫、著名作家郑义一起做着美好的文学梦。然而,那场运动在一瞬间就改变了她的一生--此后是监狱、审查、跟踪、逃亡和漂泊,然后去国。经过几年的沉潜与积淀之后,北明写出了《告别阳光》。这是北明个人化的记忆,也是八十年代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八九"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人权运动

   北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性,在美术、文学、社会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八九"民运期间,她与包遵信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参与了天安门广场重要的报纸《新闻快讯》的编辑和采访工作。

   与丈夫郑义不同,北明不是那种离现实政治很近的文化人。在《告别阳光》一书的扉页上,我看到了她当年的照片,她是一位柔弱的、优雅的女性,正如美学家高尔泰在序言中的形容,"比之郑义,她少一点儿泥土气息,多一点儿沙龙味儿。天真、好奇、温柔、软弱而又略带感伤。感觉像音乐家那样敏锐而又细腻。"确实,北明在广场上的感觉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她把人山人海的广场当作是一首交响乐,"如莫扎特的纯净加上萧邦的热情加柴可夫斯基的恢弘加上瓦格纳的激励加上贝多芬的雄壮加上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有人听过这样的交响乐吗?"我想,北明是一位本该生活在俄罗斯和法兰西的、玫瑰花一样的女性,然而,她却错位地生活在充满血腥、暴力和邪恶的当代中国。这是她的幸运,还是她的不幸?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天性,北明对自由、对阳光和爱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渴求。于是,她的选择在一刹那间就决定了,并且再也不曾后悔和动摇过。她写道:"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选择:我选择审美我就必须选择人生;我选择审美的艺术和真诚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须选择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我选择个体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同时也就选择了对全人类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爱护和捍卫。"在中国这样一个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国度里,必须有人承担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使命。

   北明笔下描述的"八九"民运,并不比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录更为引人入胜和波澜壮阔。我认为,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北明明确地表达出了她对"八九"民运独特的理解和界定。她指出,"八九"从本质上看,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人权运动。

   北明向我们强调了这样一个血写的事实:连言论的自由、请愿的自由、绝食的自由都没有的人,如果想暂时放弃被奴役的"权力",和主人平等对话,就只有被屠杀、被囚禁。她认为,"街头政治"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当时,并不存在着另一个与中共对等的政治实体。无论是由学生、知识分子还是由工人以及普通市民组成的各种各样的"自治"组织,都是松散的、暂时性的集合体,在运动中并没有出现政党的萌芽。"八九"不是对统治权力的争夺、颠覆和再分配,而是普通公民人权意识的觉醒、捍卫和追求。如果把"八九"误解为一场政治运动,不仅将其价值窄化和矮化,而且使得后人对整个运动产生误解和疏离,并进而让官方获得否定"八九"和诬蔑"八九"的口实。反之,如果能够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八九"是一场人权运动,那么这就是对运动核心价值的坚定的守护,是对死难者最切实的慰藉,同时也将挫败一切丑化、妖魔化"八九"的卑鄙企图。

   什么是人权?瑞士法学家托马斯·弗莱纳在《人权是什么?》一书中指出:"最起码的人权是各人都有生活在他所在的环境中的权利,像其他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发展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发现的权利,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结婚的权利和抚养子女的权利:人权就是人按照其本性与他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仅仅是在"坐稳了奴隶"与"坐不稳奴隶"两种状态之间恶性循环,中国是奴隶和奴才们的中国,而不是人的中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是"人"、并拥有生而有之的"人权"。而"八九"运动正是继"五四"和"四五"之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的第三次民众自发地追求人权的运动,也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灵魂最解放、愿望最美好的人权运动。

   然而,与前面两次运动相比,"八九"的结果也最悲惨。血腥镇压是如何发生的?是因为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吗?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然而,高尔泰在为《告别阳光》一书所写的序言《夜半歌声出海涛》中,对"八九"运动的进程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有力地驳斥了以上的观点。高尔泰认为,"八九"民运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不知妥协和退让的非理性激进主义"。恰恰相反,"它自始至终没有越过和平请愿的界限,并自始至终在妥协和退让:最初消除腐败和官倒,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导报平反,新闻改革和为八七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这些要求既是有限的也是温和的。由于老人帮寸步不让,便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为这一次学运平反,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老人帮还是寸步不让,再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以停止绝食换取不要派军队戒严。当时人们尚不知道还要退,退到无路可退时,青年们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不要开枪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回校园。要不到民主就只要廉政,要不到廉政就只要仁政。"因此,那些对"八九"的貌似"客观"、"理性"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八九"以鲜血和生命痛苦地向善良的人们证明了这样的结论:在一个专制极权成为"常态"的"千年帝国",要建立人权观念、实施人权思想,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再难,我们也必须上路--除非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猪和奴隶的命运。

   在"八九"运动中,尽管出现了某些传统的情愿和抗争方式,如学生长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递交请愿书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参与运动的各个阶层人士都已经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权力。人们在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新闻和出版的自由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八九"当之无愧的是二十世纪后期最伟大的一次人权运动。

   极权主义的目标是摧残人类的智力

   北明在书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警察、特务和审查人员。在极权主义国家,作为暴力机器的一部分,警察是被"异化"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六·四"以后北明的牢狱之灾,给她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近距离的观察警察群体的机会。

   在警察破门而入之前,北明还幻想自己有幸成为"漏网之鱼"。然而,当警察肆无忌惮将摄影机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当警察用淫亵的眼光翻看她的个人照片的时候,她愤怒了。这是一个弱女子的愤怒。

   最初,北明被关押在太原的一所监狱里。用北明自己的话来说,"那里如同地狱"。环境的肮脏、食物的恶劣、管教的粗暴,让北明这个当过知青、吃过苦的人也难以忍受。监狱中的女警个个凶神恶煞,她们姣好的外貌与恶劣的品格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象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后来,北明被移送北京,她与包遵信、曹思源、李洪林等高级知识分子一起被幽禁在北京郊外昌平的一个招待所里。这里条件良好,享受的是"部长级待遇"。每个套间配备了一个公安人员进行"贴身监控",调查人员每时每刻都可能闯进门来跟你"谈话"。负责监视北明的是一个张姓的女警察,北明与她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好几个月,专门为她写了一章"公安姐特写"。

   这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这名张姓女警察。看不懂美国儿童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就连那些从艺术到思想都极为拙劣的三流电视剧,她看起来仍然觉得费劲。故事中的铺垫、暗示等艺术手法对她简直不起作用,她连最平白的艺术语言也听不懂。北明只好给她充当"旁白"。至于读书,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她偶尔也看看琼瑶的小说,"每次扬起书,多至十五分钟,少至三分钟,便心有旁骛,不了了之"。

   这个受过中等教育的女警察,坚信所有官方灌输的正统观念,为了加入共产党不断提交所谓的"思想汇报"--中共要求党员、尤其是预备党员定期提交"思想汇报"。虽然近年来"思想汇报"已经流于形式,没有人愚蠢到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写到其中。但是,这种可笑又可耻的、至今依然在运行的手段,生动说明了:当一个政权对公民的控制达到企图控制思想的程度时,人权和《宪法》就成了摆设。

   张姓女警察在其他方面虽然显得非常弱智,但在撰写"思想汇报"方面却很有一套。尽管她的"思想汇报"无非是使用"作为一个年轻的预备党员,我在反革命暴乱中坚守岗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执行任务,反对动乱……"这样的一些字眼,但也足以让她的同伴们羡慕了。在每次提交"思想汇报"的前夕,别的女警察都愁眉苦脸,希望张将她的"汇报"拿出来"参考参考"。但是,张每次总是想方设法搪塞过去,有一次她骄傲地对北明说:"哼,我才不给她们看呢。让她们看了,她们不就和我一样了?"

   北明笔下的张姓女警察,活脱脱就像是从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走出来的。她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却时时装出真理正手的"伟大"状,她的大脑中没有一把判断真假善恶的标准:一方面羡慕深圳、新加坡的富有,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充满了莫名的厌恶。她是我们观察极权主义统治下民众精神状况的一块"活化石"。

   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的洗脑运动和愚民教育、愚民宣传,中国民众的思想能力和判断能力几乎丧失殆尽。中共的宣传官员和文化官员个个都比戈培尔更胜一筹--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而对于中共而言:"在第一次讲述谎言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当作真理"。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新闻中,铺天盖地地充斥着假话、套话、空话、谄媚的话和冷酷的话。

   另一方面,文宣部门默许和鼓励低劣的影视和文字像洪水一样泛滥。全国人民一起如醉如痴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还珠格格》,也只有在专制帝国中才会发现此种奇观。更为可悲的是,中国的少年儿童个个都把扮演还珠格格的赵薇视作毛主席一样的偶像。我猜想,曾经监管北明的张姓女警察一定也是"赵薇迷"中的一员。

   奥威尔在《文学和极权主义》中指出:"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中国的现实正如奥威尔的描述,极权主义成功地侵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像章鱼的吸盘一样牢牢地控制了公民的思想和感情。像北明这样大胆的怀疑者和反抗者,必然遭到无情的镇压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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