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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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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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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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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虚妄

   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失望之感离开学院的,尽管我就读的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近十多年来,即使是北京大学也笼罩在浓重的"学术的虚妄"之中,让我"艰于呼吸视听"。

   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北大的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躲在书斋中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并认为它们能够打动政府和拯救民众。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无所知。他们"食有鱼、出有车",从来没有乘过地铁、从来挤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有到肮脏的菜市场买过菜。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有一位名声显赫、频频在电视上露脸、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的年轻经济学家,原本出身于西北某偏僻山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然而,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之后再回国来,俨然就成了一尊背后闪烁着金色光环的佛像。早年的苦难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现在他的学术"只对上、不对下"。他精心编织论文为腐败辩护、为"权力寻租"辩护。至于那些箱子里压着厚厚的白条的农民、那些被抛出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被凌辱和被漠视的灵魂,这位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的学术研讨会都在五星级的大酒店里召开,这就叫"与国际接轨"。

   如今,经济学成了北大文科的"代表",许多刚刚进入北大的高中毕业生看到热火朝天的经济学科,便以为这才是"北大精神"。考入别的系科的学生纷纷要求转入与经济学科相关的专业,以便能够迅速"成才"(也就是获得升官发财的秘诀)。

   大学里发表论文的多少成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准的唯一标准。而那些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那些被学生们奉为圣旨和经典的论文,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呢?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张五常的许多学术观点我并不同意,但他的这段话却"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的最后一句话肯定会得罪很多同行,说这样的话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小孩说真话是出于天性,而对于一个"人情炼达、世事洞明"的成年人来说,要说真话却必须克服诸多利益的权衡和考量。

   同样道理的话,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教授也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说过。穷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张梦阳整理、搜集、编写了上千万字的、多卷本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然而,当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不仅没有得意洋洋,反而在大会上心情沉痛地说:"这些论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一语惊四座,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是圈子中人,他们的脸面都相当地挂不住。

   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拿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高校,显然是南辕北辙。学者丁学良尖锐地指出:"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丁学良所批评的情况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在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里也屡见不鲜。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著名教授拿着十多年以前准备好的、纸张都已经发黄的讲义来照本宣科。由于他上的那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全系的必修课,上百个学生都得苦苦坚持整整一个学期。有同学在课下发牢骚说:"听这样的课简直就是坐牢!"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境况,这位教授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教授下一届的学生去了。这样的教授、这样的课程在北大绝非"凤毛麟角"。因此,丁学良指出:"基于这样的现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亟需一部比较公正的、透明的、合理的而且是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普适的大学制度。当前首先应该解决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以提升整个大学教育的素质。"

   丁学良主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走向新生的途径,而作为单个的学者,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并不是说就只能无所作为、随波逐流、甚至"与狼共舞"。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良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学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因比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的职位。为了研究近代希腊人的生活,他前去近距离观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汤因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然而,当时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希腊,欧洲人对中世纪土耳其人的"黄祸"依然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国人辱骂成"奸细",并被取消教书职位和研究基金。

   汤因比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指出:"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问题,当然我还有教授的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待言,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于是,汤因比发表文章说出了真相,表达了与英国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为此,他辞去了教授的职位。

   这是一种可贵的"不一致"。今天中国数量多如牛毛的"教授"们,有几个敢于像汤因比这样做呢?

   学术研究要告别虚妄、告别重复、告别空疏、告别"为稻粱谋",就得从"半空中"回到"地下"踏实的实践中、从"纸上"回到民间鲜活的生活中。 8/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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