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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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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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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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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的恐惧

   《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一般都是左右世界局势的大人物,然而不久前它却以被恶霸毁容的中国普通民女武芳那张惨不忍睹的脸作为封面,并且配有这样的一行说明文字:"一个失去良知的民族将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国内的大小期刊杂志,大多以形形色色美仑美奂的女明星作为封面,它们是不会选择武芳的那张脸的。《时代周刊》的选择显示了它独到的慧眼--武芳比那些尊贵的政要和亮丽的美女们更有资格上封面。

   国内坚持不懈地报道武芳事件的,是新闻界有着"大侠"之称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卢跃刚是我的四川老乡,却长着一副北方汉子的相貌,高大威武,眼神凌厉,下巴上的胡子横七竖八地生长着,好像从来没有时间修剪。他以厚厚的一本《大国寡民》替冤情似海的武芳讨还公道,并揭露出以王保京父子为代表的盘根错节的地方恶势力。由此,卢跃刚陷入到一场漫长的官司中。前年在陕西宣判的一审,判决卢跃刚和《中国青年报》败诉。这不是卢跃刚的悲哀,而是中国法律的悲哀;这不是卢跃刚的耻辱,而是中国法律的耻辱。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依然在进行着,而卢跃刚准备将整个充满荒诞的过程写成一本《中国官司》。

   卢跃刚曾经对我说,他不怕"屡战屡败"的结果而坚持"屡败屡战",并非认为自己有着"无冕之王"的桂冠、有着"青天大老爷"的权力,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他说:"今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明天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帮助这些长期被严重忽视、被欺辱、没有能力主张自己权利的弱势群体,改变他们的命运,才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动机远远大于对抽象理念的追求。"我能够感受到卢跃刚所说的"恐惧",虽然他是一位我们这个时代罕见的"侠之大者",但他依然无法逃脱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的支配。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定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来自于勇敢无畏,而是来自于恐惧。

   这样说也许会让某些敬仰英雄的读者感到失望。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面对这样的现实:恐惧是一粒种子,长期以来,它被某种邪恶力量强迫种植在我们心中。更为可怕的是,那股邪恶势力还让我们用自己的血肉来滋养它,让它生根发芽、根深叶茂。最后,我们自己不由自主地成为恐惧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更为迅速的对恐惧的"克隆"。卢跃刚的恐惧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恐惧--是那些没有"暂住证"的民工的恐惧、是那些被拐卖的妇女的恐惧、是那些被乡干部拆掉房子的农民的恐惧、是那些被警察屈打成招的"小姐"的恐惧、是那些被割掉舌头的记者的恐惧……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我们想躲避也躲避不了。什么时候我们直面这种恐惧,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因为恐惧,才去挑战恐惧,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说过:"做有违于良心的事,这既不安全,也不明智。我就站在这里--我没有别的选择。上帝帮助我。阿门。"如果一个人出于恐惧的原因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他不仅无法逃避恐惧,反而会被恐惧所淹没。

   卢跃刚所奋斗的目标其实并不宏伟,他仅仅是想让我们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他的这一立场,使我联想起目前在国内外都显得嗓门颇高的"新左派"诸君来。这些深居学院之内的学者们,都在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姿态谈论所谓的"社会公正"问题。他们振振有词地攻击自由派知识分子们谈自由、民主而不谈社会公正,似乎只有在关心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他们倒还真的获得了不少听众的认同。然而,如果将卢跃刚的选择作为一把标尺,则真假立判。"新左派"的学者们,无一不是在抽象的学理层面上探讨社会公正,他们会搬出一连串深奥得吓人的西方最新理论,引述德里达如是说、杰姆逊如是说、赛义德如是说,却从来不会去关注像武芳这样遭遇悲惨命运的生命个体。

   真正的公正、真正的正义,只存在于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正如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所论述的那样,"内在的平等"是"一种道德判断"。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比别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内在地既不优越,也不低劣。因而,我们对待每个人,应该把他们当作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拥有同等的要求的人来看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民女武芳,比之于那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们,用知识和地位来衡量,也许是渺小的。但就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来说,两者绝对是平等的。蔑视武芳的命运,其实也是对自己命运的蔑视;以宏大的理论来掩盖具体的事件,最终取消的还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意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读书》杂志主编黄平博士,曾经当面表示过对卢跃刚的作品的不屑--那算不上是有创见的"学术论文"。然而,我想追问的是:脱离了对在苦难中挣扎的同胞命运的关注,所谓的"社会公正"将扎根在哪里呢?还有一位以"新左派"自居的、旅居加拿大的学者李宪源,公然否认在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中饿死过人。在他的眼里,数千万同胞的生命甚至还算不上一串统计数据,这样的人居然还在口口声声说他关心底层民众,岂不是荒谬绝顶?

   要想把恐惧从我们心灵深处连根拔起是艰难的,连卢跃刚在开口说话的时候也会因为恐惧而出一身冷汗,更何况我们呢?

   然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公民,我们必须一步步地走出恐惧的阴影。 7/3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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