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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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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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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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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四位青年被秘密逮捕:一个让人既哀痛又欣慰的信号

   今年4月,我从网上看到4个年轻人受难的消息:3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杨子立、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洪海、北京师范大学的徐伟和中国地质大学的靳海科被国家安全部秘密逮捕。我在电脑屏幕前惊呆了。这4个青年都是我的同龄人。其中,杨子立和张洪海还是我的朋友。他们年轻而富于朝气。他们善良而充满希望。他们的人生道路显示了中国70年代人的觉醒和受难。这是一个让人既哀痛又欣慰的信号。

   杨子立:从激动的农民子弟到理性地论政

   杨子立是我的北大校友。我们几乎同时在北大求学。我是在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会上认识他的。他衣着简朴,性格腼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出身农家的子弟。第一次见面,他发言很少,但是一旦开口,就很情绪化——谈到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时,他很激动,甚至说了几句诸如痛打贪官污吏之类的比较偏激的话。我理解他的怒发冲冠和慷慨陈辞。但我认为,要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进步,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民主的理念和法治的思想。中国的未来,绝对不能再次陷入“暴力革命—王朝建立—王朝腐败—暴力革命”的怪圈之中了。因此,我对杨子立的观点颇有保留意见。

   此后,我们经常在校园里碰面。各自都来去匆匆,最多停下来寒暄几句,问候对方在做些什么。他还是那一身朴素的夹克、球鞋、乱蓬蓬的头发和憔悴的面容。他在物理系念研究生。物理系学习压力当然比我们中文系大。听别人说,他的专业成绩很不错。有时,我也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对我微笑了一下,算是表示感激。

   杨子立:曾经被保毕业,终被公安秘密绑架

   两千年初,我因为参与主编《审视中学语文》一书,受到《中国教育报》、《文艺报》、《中流》等报刊的“围剿”、并给我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大得吓人的帽子。中央某主管文教的官员直接下令调查处理此事。教育部向北大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北大又向中文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幸亏中文系的老师们坚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将压力顶了回去,将我保护了下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据说杨子立也遇到了比我还要严重的麻烦:他因为组织民间沙龙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并建立一个个人的网站发表许多观点尖锐的文章,引起了上面的关注。有人要求北大物理系将他开除。物理系与中文系一样,是北大少数还保存了蔡元培保护学生的传统的系科。他们没有屈服于压力,让品学兼优的杨子立安然地从北大毕业了。

   后来,我偶然上了杨子立主办的网站《羊子的精神家园》,读到了他的《农民与农奴》等文章。我觉得他的思想比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开始尝试在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框架之内讨论问题。他的文字既有现实生活的切肤之痛,也有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既有批评的锐气,又有可以付之于实施的建设性。虽然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地长谈,但在网络上却多次心灵交通、思想撞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温和、善良、学业有成、勇于思考的青年,却突然在参加完亲人的葬礼之后回北京的列车上被秘密绑架了。他的温柔的妻子,也遭到了短暂的拘留。没有任何的手续、没有任何的理由,一个优秀的公民就在他自己的国土上失踪了。

   张洪海:热心的讲座组织者

   同一批失去自由的张洪海,跟我有更多的交往。张洪海在广播学院念书的时候,有感于广播学院的学生不读书、不思考、追星成风、享乐成风,便与志同道合的几名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社。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策划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邀请了一批有思想锋芒的学者到广播学院演讲。这些学者中,有茅于轼、钱理群、曹思源等人。这个不定期的讲座,我也参加了两次。一次是1999年我去主讲《重走五四路》,另一次是我陪同钱理群先生前去。

   尽管这些讲座都是没有报酬的,但是学者们都为张洪海他们的诚意和求知欲望所感动,无偿地前去讲学。而张洪海这些组织者,则四处筹集经费,一点一点的积攒下,作为给学者们的最基本的“车马费”。这些学术报告,每一次都在广播学院引起轰动,给90年代末期人心浮动、商潮汹涌的广播学院带来了一股清新而刚健的学术空气。我去讲演的那一次,是在广播学院能够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里。那次几乎是座无虚席。张洪海作为组织者之一,跑前跑后,简直比我还要辛苦。

   后来,这个讲座被校方中止了。据说有一次经济学家曹思源来广播学院讲演,观点十分尖锐,在场的一名校方领导吓出了一生冷汗。此后,这个活动便被勒令停止了。

   1999年10月3日,我过26岁的生日,邀请了几个朋友到我在北大旁边租的小屋里聚会。我自己做了好几道川菜,受到在座朋友的称赞。那天,张洪海从北京东边的广播学院赶到西北角的北大,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他还给我带来了一瓶威士忌。

   那天,我们4个朋友聊了一个通宵。张洪海告诉我,他是我的同龄人。大家聊了很多问题,心情沉重。大家都不胜酒力,那瓶威士忌我们只喝了一小半。张洪海就在我的床边铺了几张报纸,草草地躺了片刻。他说,他在社会上漂泊过几年,什么苦都吃过,地上随便一躺就能够睡觉。

   最后一次见到张洪海,是在两千年1月。我的新书《想飞的翅膀》刚刚出版,在北大旁边的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讨论会。他赶来听完了整场讨论会。当时,书店给到会的嘉宾们赠送了一些小礼品:笔记本、书签和9折的购书卡。我与妻子各自领了一份。在出门的时候,张洪海要求我送他一份,说以后可以用9折卡买书,省一点钱。他是一个直率的人。妻子立刻将手中的礼品袋送给了他。他跟我握了一下手,便返回学校了。此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聚会。万万没有想到,象他这样的一个单纯朴实的学生,也招致了牢狱之灾。他送我的那瓶威士忌还剩一小半。我还等着他什么时候来,跟他一起再喝一点呢。

   张洪海:在“依法治国”声中被捕而家人没有被告知

   一个朋友告诉我,张洪海的父亲多病,家境并不好,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久前,这位朋友给张洪海家中打电话。他的父亲还不知道儿子被捕的消息,以为儿子还在复习功课、准备考研,只是纳闷为什么将近两个月了,儿子一直没有跟家里联系。这个朋友不敢告诉老人真相,害怕老人承受不了打击。这是多么残酷的一幕啊:特权部门将一个无罪的公民非法拘禁,长达一个半月之后,居然不通知其家属。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国家总理号称要“依法治国”的今天。

   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被捕:70年代人的觉醒与受难

   我不知道杨子立和张洪海以及徐伟、靳海科犯了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至少,根据我对杨子立、张洪海两人的了解,他们两人不过是关心中国的进步、并愿意为中国的未来贡献一点微薄力量的、真正的爱国青年。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来“危害国家安全”。

   这4个青年都是70年代出生、在“6.4”以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他们是我的同龄人。我为有这样的一些同龄人而感到骄傲。以前,我一直拒绝“70年代人”的命名,因为这一命名意味着新人类、意味着享乐和消费、意味着网络一代、意味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是,就在大多数的个人化的、消费主义的、玩世不恭的70年代人之中,终于涌现出了杨子立和张洪海这样的觉醒的、有责任感的、富于牺牲精神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出现,标志着“6.4”之后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已经开始悄悄愈合。在90年代的愚民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潮中,人品优秀、价值立场清晰、关心底层民众、愿意献身社会实践的新一代青年知识份子,依然得以产生,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杨子立和张洪海的出现,也昭示着“70年代人”的定义将发生移动和变化。尽管象杨子立和张洪海这样的青年在70年代出生的人之中,还少之又少,但决定一种事物发生变化的,有时并非其某一组成部份的数量,乃在于某种微量元素的诞生。有了象杨子立和张洪海这样的70年代人,“70年代人”这5个字顿时有了质量和重量、有了品质和价值。

   我惦记着这4位失去自由的同龄人。我不知道他们被监禁在哪个黑暗的角落。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会受到怎样的折磨。他们“不自由”的状态,使我自己的“自由”也成了一种耻辱,尽管就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我们所有的算不上公民的“公民”,都是没有自由的。

   我怀想着那些跟他们见面和聊天的日子。那些平凡的日子,在此刻却显得无比珍贵。我努力从记忆中搜寻他们的音容笑貌,却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片断。我盼望着,他们早日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绝对不是谁赏赐的。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够与他们一起,在阳光下快乐地思考、写作和歌唱。

   当然,他们代表不了“70年代人”,正如那些在体制之中分享最后的晚餐、醉生梦死的我的同龄人,也代表不了全部的“70年代人”一样。但是,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觉醒与受难,终于开始赋予了这代人在历史的座标系上崭新的位置。

   残存着几分良知的青年:送上自己的祝福与致敬

   让我们祝福他们。让我们祝福他们的亲人。

   我,以一个同龄人和朋友的名义,写下这篇短文,也记录下两段友谊。

   我,以一个还残存着几分良知的青年的名义,写下这篇短文,也谨在此表达苟活者对受难者深深的敬意。20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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