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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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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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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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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胡对立的“江湖”— 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新闻点:《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个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居然联手巩固政权;而多家海外媒体亦报道,团派人物李克强、李源潮等人即将“上位”,上海帮骨干、上海市现任市委书记陈良宇却即将遭调离。这两则新闻表明,江胡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已日薄西山,无力继续遥控政局;胡则开始主动攻击,积极布局嫡系人马。
   
   一年之前,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如今,《纽约时报》透露,江胡实现“和平交班”背后最大的推手却是长期担任江泽民智囊的曾庆红。由此,江曾关系急速恶化,而胡曾则迅速接近。这也正说明政坛的一条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江并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自以为是地接受曾庆红“以退为进”的建议,最终作茧自缚,心不甘情不愿地“别了,政治局”。在独裁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失去权力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独裁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因此,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成为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即便是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会赖在宝座上不走。对于江泽民来说,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的前途的时候,他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其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会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们多得多。
   

   在江泽民“光荣退休”的时候,人们普遍推测,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也不会像朱鎔基、乔石等人那样,一旦卸职便基本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也 “杳无音信”,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江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近三年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从压制上海地产泡沫到调整港台政策,从打压赵紫阳丧事到宣称纪念胡耀邦,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无疑,很多人认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则代表健康力量。然而,在我看来,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注》所云:“闹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个戏子的谢幕并不意味着“优孟中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后江时代”的中国乐观。“江胡之争”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如果说两人存在差异的话,江更多倾向于功利主义,而胡的身上烙上了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烙印。但是,在坚持中共一党专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这点上,二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的纷争不过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已。因此,我不同意那些有意无意夸大江、胡之间差异的看法,或者是企图挑动两者之间“火并”以及“鼓励”胡启动政改的“话语策略”。
   
   如果说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确实是“中国要向何处去”的根本性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那么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江胡之争”,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争权夺利”。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江长达十五年的统治实在是太长、太痛苦也太耻辱了——我们如何应对子孙们的追问:“你们怎么能够在一个戏子的统治下度过青春时代?”所以,出于“两害取其轻”的考量,人们不得不对胡产生更多的期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说得刻薄一点,这是“被虐狂”企图减轻个人痛苦的梦呓。
   
   江是一个比邓更缺乏想象力与改革热情的“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尽管在四中全会赞扬其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但这样的谄媚之词无法改变江在民间被当作“笑话主角”的事实。而胡的履历及上台之后若干施政方略都表明,他将继续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更接近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胡下令大张旗鼓纪念“鸟笼经济”的始祖陈云,已然说明他更愿意当陈的学生,而不是邓的学生。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胡讲过一句有个性、有人情味的话,他那背书般呆板僵硬的语言,甚至比江的装腔作势还要让人厌倦——江的夸张的表演至少还有某种喜剧效应。
   
   胡成为继江之后又一个“三权集中”的领袖,他接下来的行动不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获取并巩固江退去之后遗留的权力真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诸多团派人物已经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位置,气势远远超过了上海帮和太子党。从江手中拿过权力来易,好像在退潮的沙滩上捡贝壳和海螺一样;但要阻挡全球的民主化潮流和国内民众前赴后继的抗争,却难于上青天。《新京报》发表的社论题为“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党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压倒了普通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中共已不具备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热情,而蜕变为一利益共同体。为了维护“压倒一切”的“稳定”(也就是保障特权阶层能够舒舒服服地掠夺和腐败),广大弱势群体将继续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压榨和凌辱。
   
   今天的江湖,是江胡对立的 “江湖”。在这个江湖中,“公义”成为稀有金属,“不公义”则成为社会常态。“不正常”的生活使得人人都受到伤害。当谎言无法持续地充当麻醉剂的时候,当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时候,当鸩再也止不住渴的时候,暴力便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就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大肆称颂江泽民“十三年来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在媒体上发现了两则新闻:据《华西都市报》报道,重庆市江津双福镇古桥村发生惨剧,拆迁部门在一块被征地居民迁出前提前动工,巨大的推土机推倒房屋,将屋内熟睡的三岁幼童活活砸死。记者描写道:“孩子的一只小手和半边脸留在泥土外面,场面惨不忍睹。”这个名叫陈良的小孩与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同岁。惨案发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辞世之地,陈独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由共产主义回归英美自由主义。另一则新闻是:大连某大学的学生李赫为谈恋爱,编造谎言说自己有数百万家产。当谎言被女方的亲揭穿之后,他丧心病狂地用铁锤将未来的丈母娘砸死,并藏在宾馆的衣柜之中。然后,他谎称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几天,带着女孩逃到哈尔滨。直到几天后李赫被捕,可怜的女孩才得知母亲已经被人面兽心的“恋人”杀害。大连由太子党薄熙来经营多年、被中共宣传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的样板,却发生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两个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成为中国现实状况的最佳注脚。
   
   胡温及其政治局的同僚们没有让国人看到任何希望。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灵环境中,百姓怎么能过上“正常” 生活呢?我们不能继续在这样的“江湖”中生活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及法国大革命前夕民众的状态:“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国民众的状态与之一模一样。当年,法王路易十六没有预感到危机的迫在眉睫,等马车开到悬崖前再想刹车却已经来不及了,马车的惯性将旧制度及寄生于其上的统治者们统统拉入万丈深渊。今天的胡锦涛们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以此文“纪念”中共建政五十六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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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October 0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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