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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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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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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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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 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凌晨五时五十分,随着最后一名失踪工人周绪湘的遗体被挖出,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至此,“西西工程” (西单北大街西侧综合改造建设工程)四号地整个坍塌事故共有八名工人遇难。
   
   有关媒体报道,九日凌晨三时许,正在宿舍熟睡的八名周绪湘的工友突然被叫醒,“老周的尸体被发现了!”他们马上起床,直奔坍塌现场。现场西南角柱子周围堆积着扭曲的钢筋和混凝土碎块,几十名工人忙着拆解搬运。“锤子!老周的锤子!”一名工友指着废墟中一把锤子喊。搜救工人放慢了挖掘速度。五时三十分,一条腿从钢筋混凝土堆里伸出来,身上压着一米多高的钢管。二十分钟后,工人用手将钢管、碎块等清理干净后,老周的尸体被抬出来,上身铁灰衬衫,下身蓝色裤子,额头有约两寸的伤口。“抬着老周,我手脚都发抖。”一名工友称,老周的尸体已有些腐烂发臭。经过简单辨认后,尸体很快被拉走,坍塌现场立即用水和酒精冲洗消毒。至此,所有被掩埋的失踪者遗体均被挖出,现场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七时许,坍塌现场拆解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持续了七十多个小时。

   
   《新京报》在“特别报道”的版面上开设了一个名为“逝者”的小栏目,先后简要介绍了八名死者的情况。对每一位平凡的遇难民工进行介绍,这在国内的相关报道中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篇介绍周绪湘的报道题为《相机来了,他却走了》,报道是这样写的:
   
   
   补了又补的裤子,叠好放在枕头下,褥子下压得满是报纸。一双旧皮鞋摆在床底,大盆儿小盆儿都洗得干干净净,全部晾好热水。五十八岁的湖北木工周绪湘,留下这些东西走了。
   
   一元钱的皮鞋
   
   周绪湘床底的旧皮鞋,是他在路边花一元钱买的,为此,他被工友嘲笑了好一阵,“人家要卖两块,他砍价到一块”,老乡郑师傅说。
   
   得知父亲的消息,大儿子从广东东莞赶来,看着一块钱的旧皮鞋,哭着说:“家里给他买的新鞋、新衣服,他都放在柜子里,非等到过节或有事才穿。”节俭的周绪湘衣服缝了又缝,工友们很少见他在食堂打菜,食堂里的菜要三块钱,而他每次都在工地外边吃饭,一块五的菜就够了。
   
   听到周绪湘出事,十岁的小孙子坐在地上要爷爷。小孙子贪吃,每次都缠着爷爷要钱,虽然爷爷没什么钱,但五毛的零花钱从来没断过。
   
   十元钱的“生日”
   
   周绪湘是个老党员,在外打工,半年就给村支书打电话,委托替他交党费。“党员证天天带在身上。”一位湖北老乡说,今年七月一日,节俭的老周突然拿出十块钱买了小菜和啤酒请大家。喝酒时老周才说,“党的生日,高兴请客。”老周不干活时,就爱看报纸,褥子下压得满是报纸。他总唠叨工友和老乡,要多看报纸,了解党的政策。
   
   “没人给我们讲故事了。”一位二十多岁的湖北小老乡低着头说,老周晚上最爱讲自己当“红卫兵”的故事,他当时走着从湖北来北京见毛主席。
   
   后年想到澳门打工
   
   “周师傅是个有想法的老头。”同屋的工友一致评价。以前周绪湘都在老家打工,今年才到北京,挺喜欢北京。他跟工友说,自己有个想法,“今年在北京打工,明年去上海,后年到澳门。”老周说,在北京打工一年能挣老家三年的钱,干三年就能花十年,以后就回家放牛。
   
   周绪湘一直想在天安门照张相,却舍不得花钱,总说要等下次拿老乡的相机。“相机拿来了,他却走了。”他的工友说。
   
   
   如果这则报道属实的话,周绪湘就是我平生听说过的惟一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而这则相当煽情的报道也成为对中国现实的冷峻写照——它的悲剧性合荒谬性远远超过了卡夫卡的小说。故事的底色本来是红色的,人们读来却笔墨还要黑。周绪湘舍不得照像,穿的是一元钱一双的废旧皮鞋,虽然年逾五十八岁,已经有了孙儿,却还得漂泊在外与年轻人拼着做体力活。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苦难的根源其实就在于那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反而会舍得花十元钱的“巨款”来 “给党过生日”——可以确认的是,即便是在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的“九大巨头”中,也找不出一个像老周这样对党忠心耿耿的人。然而,龟缩在中南海中的“党”,却从来不会觉得有愧于老周们,直到老周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走向死亡。
   
   我不知道老周在九泉之下还会不会如此热爱他所从属的党,还会不会珍藏他口袋里的党证。这位曾经当过红卫兵、“瞻仰”过毛主席的天颜的老党员,自然有选择加入某党派的自由,我不会因为他的信仰而将他划入“愚民”的行列并嘲笑之。我关心的问题是:谁是杀害老周的凶手?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他念念不忘交党费的党。这个党是那些黑心的包工头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总后台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大陆,十有八九的房地产大亨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及其家人摇身一变而来的。同样是党员,为什么有些党员可以脚踩数万元一双的意大利皮鞋,有的党员却只能穿从废品中淘来的一元钱一双的皮鞋呢?而那少数“特权党员”的脚下之所以能够踏着价值数万元的豪华皮鞋,恰恰是对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党员和非党员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像老周这样的民工,惟一的出路便是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他的家乡是什么地方呢?他的家乡是昔日红军的“革命根据”——湖北洪湖。然而,这里的人民帮助共产党获得了政权,五十多年后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绪湘和他的工友们到首都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虽然可以有比在家乡种田多几倍的收入,但他们既没有任何的生命保险,也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宪法和劳动法如同一纸空文,而堂而皇之的“党章”更不会关心老周这样的普通党员的权利。
   
   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就这样死去了——他的尸体整整三天被凝固在混凝土中,并已出现了腐烂的状况。老周再也不能去天安门照像了,再也不能与伟大领袖的巨大头颅合影了。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他的死亡“轻如鸿毛”,不会败坏党国轰轰烈烈的庆典以及大腹便便的党魁们在国宴上的胃口。然而,老周的死亡,凸现了一个纯朴善良、微不足道的党员与一个冷酷暴虐、荒淫无耻的党之间的巨大裂隙。老周死去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老周向党献上他们满腔的赤诚吗?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September 1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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