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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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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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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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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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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杨振宁是哪国人?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谈“爱国主义”谈得最起劲的,除了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员以外,就数身为“美籍华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了。每谈到中国问题,杨振宁通常都会慷慨激昂乃至涕泪纵横,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爱国”似乎是彻底的、绝对的。于是,有些国内的同胞被他感动了,有人或许认为:杨振宁老先生一定是个真心爱国的、打入美帝国主义心脏的同胞。
   

   但我总是对杨先生的身份感到纳闷:杨先生乃是“美籍华人”,是早已“归化”的、“如假包换”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是庄严地对着美国宪法宣过誓的,他将永远效忠于美国。按照杨博士入籍时候的誓言来推断,假如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他应当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为中国服务。当然,在国籍上选择当中国人还是当美国人,这是杨先生自己的决定。他有权选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本未可厚非。但是,作为美国人的杨振宁,享受着美国丰裕富足的物质条件和民主自由的精神条件,却来大谈应当如何热爱中国、服务中国共产党,一旦有谁提及中国的负面问题便暴跳如雷,那就未免过于矫情了。国内有无数同胞承担着历史和现实的苦难,在为祖国的民主和富强而奋斗,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争取着一点点的尊严,他们用不着一个自以为是美国人来教导怎样热爱中国、忠于中共。他们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应当为之而感到骄傲,而不必听从一个美国人指手划脚。
   
   杨振宁爱的是中共
   
   与其说杨振宁爱中国,还不如说他爱中共——因为中共政权恩赐给他国师般的地位,在寸土寸金的清华大学里他拥有耗资千万钜款修建的超级豪华别墅,他还可以经常受到国家元首的接见。在中国,诺贝尔奖得主是稀罕的宝贝,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而在美国,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若干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许就在人群中与你擦肩而过,他们平凡得像一片树叶。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杨振宁先生爱中共,不如说他爱自己——爱自己在中国所享受的奢华待遇。同样也是身在海外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在谈起“爱国主义”的时候,比起杨振宁来却要坦诚得多。丁学良在谈到一大批海外华人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爱国主义”大旗掩盖的真实嘴脸这就是杨振宁之流的“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们的“高尚情操”。说到底,他们爱的还是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们甚至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 ——反正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谁也看不清楚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旦祭起这把“翻天印”,便是师出有名,崇高无比了。“爱国”是不能被怀疑的——这个字眼如此神圣,只有卑鄙无耻的、不爱国的人,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感情”。然而,我必须怀疑杨博士“爱国”和“爱人”的感情,有一个例子可以深刻地说明问题:杨振宁与蒋彦永医生之间有着亲戚关系和长久的友谊,当年他心脏动手术时,蒋彦永医生专程到美国参与会诊。然而,当蒋彦永医生为六四事件发表公开信,并因此被秘密绑架而失去自由之后,杨振宁先生却从来不曾公开对蒋彦永的命运发言。一个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也如此冷酷无情的家伙,会是一个真心诚意的爱国者吗?
   
   外籍华人在中国的不同遭遇
   
   在大洋彼岸谈自己如何“爱国”和别人如何“不爱国”,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杨振宁看来,批评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暴虐,批评六四大屠杀,批评反右和文革以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都是“不爱国”的言论。而“中国的面子”是他挣来的。在接受美国电视记者莫耶斯采访的时候,莫氏问道:“一九五七年,当您获得诺贝尔奖时,您是在这个国家——美国。而那时中国已是共产党执政。对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美国人,他们是怎样看待的呢?”杨博士这样谈论自己当年获奖的意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在美国国会曾多次就是否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进行听证。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证词,他认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是低等人。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说他测量了不同人种大脑的大小,从而证明中国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当时,那成为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能发展现代科学的证明,对此中国人很受触动。因此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获诺贝尔奖的最大反应是什么的话,我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无限的自豪。”杨博士忽视了对方提问中的“一九五七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那是大陆反右运动开始的年份,数以百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尊严和生命。曾经是李政道的老师、有希望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码的研究条件,而被作为阶级敌人残酷迫害。这一切不在杨博士的视野和思考范畴之中,他却对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他故意把两个世纪前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拿到当下来谈论,混淆了时间概念。杨博士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获奖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光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高行健先生的例子,其结论则与之相反。与杨博士身份类似,身为法籍华人的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受到国内严厉的封杀和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他的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话题”。于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眼中的“卖国贼”,他的所有作品在大陆都成为禁书。在我看来,正因为高行健比杨振宁更加真诚坦率地面对“中国问题”,所以他才会有与之截然不同的命运。作为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杨博士显然“过于聪明”了。
   
   杨振宁的精神境界
   
   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或者经常在两边自由走动,杨振宁更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到中国时也都是在上层社会浮光掠影,中国的一切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种被隔离的“诗情画意”。从一所肮脏破旧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优雅的民俗风情来,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艰辛和痛苦。北京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要走几百米的路才能上厕所,在寒冷冬天的深夜,这不会是一种幸福。而像杨博士这样住在别墅洋房中使用名牌抽水马桶的高等华人,当然不会体验到这样的不便,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说胡同象征着东方文明,美得很。只要被中共待若上宾,那么为中共说点好话还不是口吐莲花之事?自觉不自觉,这些人便成了被“统战”的对象,成了杀戮现场作为点缀的鲜花——在海外,杨博士是最早为天安门惨案叫好的华人。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的哭泣他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也假装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爱国贼”的“心路历程”,他们从来都是秦始皇朝廷中的弄臣,哪里会为孟姜女仗义执言?还是丁学良先生说得好:“对于已经不再过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必须过的日子的某些海外华人来说,那些大造‘万里长城’的中国统治者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样雄伟的工程使生活在外国人中间的华人很光彩。至于统治者在营造古今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令多少中国小民节衣缩食、家破人亡,‘长城’脚下埋葬了多少无辜的白骨,他们就不怎么计较了,因为死的不是他们家的人。可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百姓之中的有人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评价的标准首先应该是问一问:万里长城是造出来了,孟姜女等的情况怎么样?”
   
   这恰恰就是杨振宁与爱因斯坦、萨哈罗夫之间的差别——这种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差别,比学术成就上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转自《争鸣》2005年8月号
   (7/30/2005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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