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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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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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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二零零五年四月,北京市卫生局在答复政协提案时称:今年北京市将扩大自愿献血的高校范围,逐渐取消献血指标下达模式。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马戎提交了“对在校大学生组织献血活动”的提案,建议改变目前部分存在的向大学分配献血指标、“摊派”献血等状况,鼓励学生自愿献血。马戎在提案中反映,由于目前大部分高校仍然采取下达献血指标的方式组织献血,引起个别学生或家长不同程度的反响,并提出组织献血不应动用行政手段和任何强迫性措施。
   
   对于这一提案以及长期以来对大学中强制的种种批评意见,北京市卫生局终于表示:今后将打破原有以在校三年级百分之六十五比例组织献血的做法,将动员、宣传、组织献血对象定位在所有在校学生;在献血管理上,将从目前市里向学校下指标、学校将指标分配各系并组织献血,转变为由采血单位提出需求并向学校预约,学校组织团委等单位开展宣传动员,并组织学生自愿报名献血。卫生局称,对不参加献血的学生,各高校不得自行附加有关惩罚性质的“土政策”。今后,对积极开展自愿无偿献血的学校将给予宣传资金的投入;对踊跃参加献血的学生将给予精神鼓励;优秀的献血组织者将受到主管领导、管理者表彰。
   

   这是迟到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本来早该为大学生所享有,法律也早就确立了这种自由。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自由却被某些“土政策”所侵蚀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土政策”常常比宪法和法律还管用,即便它与宪法和法律相违背,却照样能够在生活中畅通无阻。长期以来,在北京各大院校中就读的数百万计的大学生,完全被剥夺了自己决定是否参与献血活动的自由和权利——只要你拥有大学学籍,那么献血对你来说就是“必须”的而非自愿的。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到了三年级,献血活动开始了,所有学生都必须去检查身体,凡符合条件的人,全部都必须参加献血。如果符合条件者拒绝献血,那么校方将在其毕业的时候扣押毕业证和学位证——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威胁面前,谁敢不去献血呢?那时,我们寝室的六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人在检查身体之后符合所有条件,于是被迫进入献血车中“捐献” 除了满满一大瓶子的鲜血。我本来是愿意参与献血活动的,但听到学校那些强制性的规定,心中非常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而校方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指标是从“上面”划分下来的,每所学校都必须完成在校学生百分之六十五都参与献血的“硬指标”,这个指标就像当年“反右”的时候划分右派名额一样,来不得半点含糊、打不得半点折扣。如果达不到此指标,学校在若干评比中将受到严厉惩罚,比如会自动丧失评选“文明单位”的资格。于是,学校被迫以非文明、非法的“双非”方式,完成上级所摊派的献血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党政机关完成献血任务的方式迥然不同,大学生献血基本是无偿的,校方只是提供非常可怜的一点“补贴”;而若干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参与献血,则可以获得大笔奖金以及假期的奖励。难道大学生的鲜血与公务员的鲜血的价值不同吗?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与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相比,大学生自然成了可以任意支配的“无权者”;让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献血,只能通过物质奖励,即“利诱”的办法来推行;而让大学生参加献血,则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实现“无偿化”。
   
   后来,我向学习法律的同学请教相关的法律问题,这才知道中国早已颁布了《献血法》。《献血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十八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鲜血。”请注意,一是“提倡”,二是“自愿”——在大学中推行的献血活动,既非“提倡”也非“自愿”,而是如强盗般赤裸裸地“留下卖路钱来”。每年,北京市都有数十万大学生的公民权利受到粗暴的践踏,然而作为掌握了“先进文化”的精英阶层,大学生们却对这种“打上门来”的侵权行为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甚至就根本不知道存在着一部规定详尽的《献血法》。这恰恰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法治观念是何等淡薄。就像教育部刚刚取消的“高等学校管理守则”中对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的规定一样,这类明显违反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就那样施施然地在我们头上悬挂了数十年。不说一般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了,就是法律系的教师和学生,居然也没有识破这些“规定” 完全是非法的,更没有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使之取消。不关心自己的人权状况,遑论去关注弱势群体、“沉默的大多数”的人权状况;不懂得如何捍卫自己被侵犯的人权,又怎么能够去帮助那些更加缺乏知识、能力和资源的群体捍卫其被侵犯的人权?
   
   这一次大学献血政策的变化,固然让大学生们获得了献血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显然不是大学生自己争取到的。这种自由的复归,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卫生部门似乎认为这是一种恩赐。学校的管理者们也未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变化,比如《新京报》采访了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周洪,周洪表示,硬性的指标取消的政策更加人性化,“以前我们也觉得学生不愿献血的情况比较难办,因为无偿献血不应强迫。”该官员的反应也仅仅是认为取消指标更“人性化”而已,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从“非法”进步到“合法”。对于大学生一方来说,如果不是自觉地意识并追求的自由,那就不是能够稳定地享有的自由——它随时还可能被强势一方取走。因此,大学生自身自由意志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强化,乃是这个社会进步的第一步。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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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rsday, May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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