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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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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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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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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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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此次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先生的大陆之行,在大陆媒体上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一个落魄党魁、一个失意政客,似乎比那些来访的欧美元首更受重视和爱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一夜之间就从臭狗屎变成了香饽饽——这是泱泱天朝大国对那些来朝的藩属所惯有的态度和伎俩。然而,在表面上沸沸扬扬的背后,连战此行其实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收获——中共方面未曾表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亦未承诺拆除六百枚针对台湾人民的导弹。因此,“连胡会晤”只是国共两个专制政党的一场“二人转”而已。
   
   连战在北大发表的演讲,谈及萌芽于北大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更迭之后,此自由主义传统在大陆被中共极权主义政权连根拔起,薪火相传至台湾亦遭致蒋氏威权主义政权的残酷打压。有意思的是,连战在解答“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大部分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这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与中共的教科书的说法异曲同工,他认为:“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世纪的最初那二三十年,这个国家所面对的是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在列强帝国主义烧杀掳掠下,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贫苦的极致,烽火连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中国人民实在是没有一个那样的环境来冷静地思考,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个深刻理念,当然在校园里面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但是终极在最后,能够吸引、号召青年人的,不外乎还是以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三民主义的路线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两条路线。”这是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学说的一个庸俗化版本。连战希望以此说法来讨好中共方面,却也不经意之间透露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之间“难兄难弟”的关系: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来自于苏俄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国共两党的本质都是“反自由主义”的独裁党。国共两党先后执政、两党的意识形态先后成为主导思想,并非由于两党及其领袖能够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是专制制度较容易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组织。可以说,以上两种主义都是依靠着变种的列宁式的政党架构、通过暴力杀戮和谎言灌输的手段,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如今,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两大主义均已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在彼岸的台湾,当民众拥有了真实的选举权利之后,他们先后两次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在此岸的大陆,民众仍然没有享有基本的人权,仍然被一党专政的中共的暴力和谎言所劫持,但绝大多数民众心中雪亮如镜。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有一个政治笑话,讲到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因反苏宣传而受审,说他在红场上向过路行人散发空白纸张。问他为何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写时,他的回答很合逻辑:“有什么可写的,大家都一清二楚。”——这就是连战先生所谄媚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大陆的真实处境。连战以两大僵尸为圭臬,只能说明他自己也是僵尸家族的成员,台湾早已没有多少人信任他,大陆也没有多少人会敬重他——那些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欢迎他的人群,全都是中共方面精心安排的,若干场面与金正日所统治的朝鲜惊人相似。在大陆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对连战儿时伙伴的采访,说连战小时候摔了跟头也不哭,俨然非同常人。此种造神运动,沿袭于昔日帝王传记,任何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都会觉得恶心之至。连战先生却不以为耻,反倒甘之如饴,诚可悲矣。
   

   连战临行之前,有台湾的人权组织希望其向中共方面提及杨建利案件等人权事件,这显然高估了连战的人格、骨气和政治抱负。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国民党的现任主席,在访问大陆的时候,有一句话是非说不可的: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留在大陆数以千万计的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家庭,成为共产党时代被残酷迫害和长期歧视的对象。仅仅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五十年代,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等,就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在缺乏精确的官方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处决的人数,但城市主要的反对反革命运动可能造成了五十万至八十万人的死亡。”在此后的反右、文革等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更有数百万人成为永远的“贱民”(“黑五类”),他们及他们的亲人统统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参与国共两党的斗争,仅仅是与中华民国政府或国民党有过一丝一毫的联系,就被烙上了终身无法解脱乃至祸及后代子孙的“耻辱之印”。我的外曾祖父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一家药铺,因为他为人正直善良,被街坊推举出来做了几个月的保长。于是,中共政权刚一建立,外曾祖父就被剥夺了所有的家产和行医的权利,被游街批斗,此后被惩罚扫大街二十多年。外曾祖母则被强迫背着磨盘在地上像狗一样爬行,最终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杀。国共两党的残酷斗争,就这样让无辜的小民家破人亡。还有许多曾参与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虽然曾为民族独立建立过不朽的功勋、甚至留下了身体的残疾,在中共治下他们不仅未受起码的尊重和礼遇,反倒成为历次政治运动首先侮辱和打击的对象。我在《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一书中曾经写到一位名叫杨唐枫的国民党老兵,这位九十五岁的老汉膝下没有儿女,已沦为一名叫化子。但是,作为长城抗战的主力部队二十九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要积攒盘缠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把当年的战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连战主席最该会见的是这样一位民族的英雄。我还在最近出版的《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一书中,读到了数十名当年参加抗战的国民党老兵的照片和简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比别人承受了更多一份的政治磨难。当年选择居住在云南腾冲一地的,就有一千三百五十多位官兵,如今在世的不到百人。看到这些老人衣衫褴褛的照片,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连战主席最该见的也是这样一些民族的脊梁。
   
   这些人是连战先生最不该忘记的,这也是中国国民党必须面对的“历史债务”。我想,连战先生出于客人的礼节,可以不去谴责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但对这些留在大陆、因国民党的缘故而受苦受难的同胞,是否可以说一句安慰和关心的话呢?今年恰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连战先生是否可以对当年留在大陆的、如今还活着的国民党老兵们表示几分敬意呢?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说,连战先生从政多年,当然比我更懂得组织语言、拿捏分寸。然而,让我深感遗憾的是,直到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连战也没有说出这句最应该说的话来——连主席自然可以轻轻松松地对中共党魁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因为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中共政权的伤害。但是,那上千万被伤害的同胞呢?他们是弱势的、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像连战这样的政客是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的。但是,一个没有历史感和人情味的政治人物,又怎么可以承担起所谓的“破冰之旅”与“和平之旅”呢?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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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 May 0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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