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余杰文集]->[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余杰文集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
*
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
*
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
*
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一九五零年,苏联势力在欧洲大肆扩张,在亚洲中共也战胜了国民党,与之形成结盟之势。邱吉尔“铁幕”之说成为事实,全球范围内冷战格局开始形成。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高涨,自由世界呈守势。在此阴影重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面对许多人的质疑,胡适在刚刚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文章指出:“我们可以宣告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胡适告诉中国同胞说:“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社会。”
   
   五十五年过去了,胡适的乐观评估大部分都实现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全然崩溃;在亚洲,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先后实现了民主化,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更是成功地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成为全球“硕果仅存”的一个实施非民主制度的大国。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人口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将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历史的转折关头,胡适的这段话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众具有历久弥新的、深刻的启示意义。那么,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然丧失,共产党本身已经蜕变为“资本党”和“腐败党”。中共官方无法提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来整合民心民意。由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中共的“三个代表”学说成为水月镜花:在此社会背景下,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代表”所有民众的利益,因为不同阶层的利益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实际上,在堂而皇之的“三个代表”学说的背后,中共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对大多数民众,以教育和宣传体系来实施“愚民政策”,实现“全民催眠”;对公务员、商人和正在形成中的城市中产阶级,以经济利益收买之;对那些连“生存权”也朝不保夕的失业工人和农民,以“员警国家”的恐怖面目来恐吓之;对少数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份子,则以招安与打压双管齐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政权仅仅是消极地充当“消防队”的作用,哪里发生事故便到哪里去灭火,已然丧失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创造力。面对自由知识份子的启蒙努力,官方的文宣机构甚至无法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因为官方一旦批判某人,其民间声望立即直线上升,批判反而造就了经济学上的某种“广告效应”。用二零零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特色堪称“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凯尔泰斯•伊姆莱在《船夫日记》中写道:“极权主义未能达到彻底的极权。意识形态缓慢地耗竭。‘体制’不与国家的发展相一致;后者更具影响力,总而言之--就像某种经历了冰川时代、洪水时代而幸存下来的病毒--能够(乍看起来)消失于大众生活的表层,而退缩到行政制度之中。一个自由化的、潜伏着的、已然能够忍受一切了的多元极权主义--这才有着真正的危险,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将其剪除的灵丹妙药。”这种“病毒”在崩溃前的苏联东欧国家只是刚刚萌芽,而在今天的中国却更加明显。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现了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原始资本主义”与“史达林政治”相结合,使得中共政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得以幸存下来,并以“经济奇迹”夸耀全球--尽管在这一“经济奇迹”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危机。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确实深深地毒化了民众的精神和心灵: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一桩桩腐败案件的时候,固然有一种天生的对贪官的痛恨,但更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是“我怎么没有他的权力和机会,否则我也会如此贪污一回”。这种基本的善恶评断的混淆乃至泯灭,将是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危险的精神疾病。从好的方面看来,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则无法像毛式政治一样,牢牢地控制全民生活的所有反面并催生出次宗教般的热情和理想。相反,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异端”的存在:既然官方自己号称要“依法治国”、要创造“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既然中国要遵守世贸的经济规则,就不得不在某些领域作出相对的让步。
   
   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使得“自由中国”成为可能。城市中产阶级尽管是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群体,却在“拆迁维权”和“住宅维权”中逐渐复苏了其民主意思和人权观念。他们一般由捍卫私有财产开始,逐渐意识到新闻不自由、司法不公正及其背后的病根:政治权力的垄断。富有的商人阶层与官僚共同瓜分国有财产,到了最后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如一位拥有上亿资产的商人所说:“在利用政治的弊端做生意的时候,即使九次得利,但只要一次失利,我们也会对官僚产生怨愤心理。”当国有资产瓜分殆尽的时候,两者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而在精神信仰层面,由于官方的文宣部门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成为笑料,低俗文化四处泛滥,因此宗教信仰的复兴已经不可遏制。在此背景下,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美国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于创办《自由中国》的胡适、雷震、殷海光等先贤来说,台湾已然成为“自由中国”。而对我来说,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可为大陆之师,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台湾模式”(尽管“台湾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台湾的民主化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和暴力事件,新闻自由与反对党的合法化几乎同步实现,政党轮替也通过选举和平进行。军队迅速由“党军”转变为“政府军”,只负担国防事务,而不干涉内政事务。这些经验对于大陆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大致有这样一些标志性的事件: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至此多党制合法化,报禁打开。
   
   一九八八年元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蒋经国的去世,意味着台湾蒋家王朝的终结和强人政治的结束。
   
   一九八九年,依据新通过的“人民团体法”,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民进党取得合法地位,成为正式的反对党。
   
   一九九一年,全面改选国大代表,本土化得以展开。次年,全面改选立法委员。
   
   一九九四年,直接选举台湾省省长、直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同年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直接选举总统。
   
   一九九六年,首次直接选举总统,现任正、副总统李登辉与连战代表国民党再次当选。
   
   一九九七年,举行县、市长选举,二十三个县、市当中,民进党获得十二个县、市长席位,首次超出国民党掌握的数量,开启“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态势。
   
   一九九八年,第二届直辖市市长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台北市市长选举,由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击败现任市长陈水扁。立法院由国民党取得过半数席位,民进党仍然是最大反对党。
   
   一九九九年,国民党李登辉准备交棒,“连宋配”(连战、宋楚瑜)合作不成,国民党确定推出“连萧配”(连战、萧万长)。宋楚瑜确定参选,国民党开除宋党籍。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宣布脱党参选。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第二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结束国民党五十多年的执政地位。落败的宋楚瑜组织亲民党,结合成第三股政治势力。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举行民进党执政后首次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立法院中民进党跃居第一大党,国民党地位大幅滑落,亲民党崛起,但三党皆不过半。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三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再次当选总统。
   
   这张时间表,值得每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份子深思。台湾模式不可能“生搬硬套”到大陆,但是台湾经验却有颇多可以吸取之处。今天的中国大陆,既没有任何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反对党,就连乡村一级选举也停滞不前,不用说跟台湾相比了,就连阿富汗也比不上:不久前,阿富汗人民实现了直接选举总统,就连占人口百分之四十、昔日被完全排斥在文明进程之外的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在羞愧之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商人需要做什么?知识份子需要做什么?宗教界人士需要做什么?普通工农大众又需要做什么?中国大陆要成为“自由中国”,既需要像蒋经国那样专制体制内的开明领袖,也需要像雷震和殷海光那样有智慧也有勇气的知识精英,更需要无数热爱民主自由的现代公民。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
   
   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四川成都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