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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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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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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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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一九五零年,苏联势力在欧洲大肆扩张,在亚洲中共也战胜了国民党,与之形成结盟之势。邱吉尔“铁幕”之说成为事实,全球范围内冷战格局开始形成。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高涨,自由世界呈守势。在此阴影重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面对许多人的质疑,胡适在刚刚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文章指出:“我们可以宣告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胡适告诉中国同胞说:“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社会。”
   
   五十五年过去了,胡适的乐观评估大部分都实现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全然崩溃;在亚洲,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先后实现了民主化,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更是成功地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成为全球“硕果仅存”的一个实施非民主制度的大国。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人口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将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历史的转折关头,胡适的这段话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众具有历久弥新的、深刻的启示意义。那么,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然丧失,共产党本身已经蜕变为“资本党”和“腐败党”。中共官方无法提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来整合民心民意。由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中共的“三个代表”学说成为水月镜花:在此社会背景下,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代表”所有民众的利益,因为不同阶层的利益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实际上,在堂而皇之的“三个代表”学说的背后,中共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对大多数民众,以教育和宣传体系来实施“愚民政策”,实现“全民催眠”;对公务员、商人和正在形成中的城市中产阶级,以经济利益收买之;对那些连“生存权”也朝不保夕的失业工人和农民,以“员警国家”的恐怖面目来恐吓之;对少数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份子,则以招安与打压双管齐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政权仅仅是消极地充当“消防队”的作用,哪里发生事故便到哪里去灭火,已然丧失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创造力。面对自由知识份子的启蒙努力,官方的文宣机构甚至无法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因为官方一旦批判某人,其民间声望立即直线上升,批判反而造就了经济学上的某种“广告效应”。用二零零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特色堪称“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凯尔泰斯•伊姆莱在《船夫日记》中写道:“极权主义未能达到彻底的极权。意识形态缓慢地耗竭。‘体制’不与国家的发展相一致;后者更具影响力,总而言之--就像某种经历了冰川时代、洪水时代而幸存下来的病毒--能够(乍看起来)消失于大众生活的表层,而退缩到行政制度之中。一个自由化的、潜伏着的、已然能够忍受一切了的多元极权主义--这才有着真正的危险,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将其剪除的灵丹妙药。”这种“病毒”在崩溃前的苏联东欧国家只是刚刚萌芽,而在今天的中国却更加明显。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现了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原始资本主义”与“史达林政治”相结合,使得中共政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得以幸存下来,并以“经济奇迹”夸耀全球--尽管在这一“经济奇迹”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危机。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确实深深地毒化了民众的精神和心灵: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一桩桩腐败案件的时候,固然有一种天生的对贪官的痛恨,但更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是“我怎么没有他的权力和机会,否则我也会如此贪污一回”。这种基本的善恶评断的混淆乃至泯灭,将是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危险的精神疾病。从好的方面看来,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则无法像毛式政治一样,牢牢地控制全民生活的所有反面并催生出次宗教般的热情和理想。相反,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异端”的存在:既然官方自己号称要“依法治国”、要创造“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既然中国要遵守世贸的经济规则,就不得不在某些领域作出相对的让步。
   
   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使得“自由中国”成为可能。城市中产阶级尽管是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群体,却在“拆迁维权”和“住宅维权”中逐渐复苏了其民主意思和人权观念。他们一般由捍卫私有财产开始,逐渐意识到新闻不自由、司法不公正及其背后的病根:政治权力的垄断。富有的商人阶层与官僚共同瓜分国有财产,到了最后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如一位拥有上亿资产的商人所说:“在利用政治的弊端做生意的时候,即使九次得利,但只要一次失利,我们也会对官僚产生怨愤心理。”当国有资产瓜分殆尽的时候,两者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而在精神信仰层面,由于官方的文宣部门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成为笑料,低俗文化四处泛滥,因此宗教信仰的复兴已经不可遏制。在此背景下,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美国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于创办《自由中国》的胡适、雷震、殷海光等先贤来说,台湾已然成为“自由中国”。而对我来说,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可为大陆之师,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台湾模式”(尽管“台湾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台湾的民主化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和暴力事件,新闻自由与反对党的合法化几乎同步实现,政党轮替也通过选举和平进行。军队迅速由“党军”转变为“政府军”,只负担国防事务,而不干涉内政事务。这些经验对于大陆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大致有这样一些标志性的事件: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至此多党制合法化,报禁打开。
   
   一九八八年元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蒋经国的去世,意味着台湾蒋家王朝的终结和强人政治的结束。
   
   一九八九年,依据新通过的“人民团体法”,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民进党取得合法地位,成为正式的反对党。
   
   一九九一年,全面改选国大代表,本土化得以展开。次年,全面改选立法委员。
   
   一九九四年,直接选举台湾省省长、直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同年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直接选举总统。
   
   一九九六年,首次直接选举总统,现任正、副总统李登辉与连战代表国民党再次当选。
   
   一九九七年,举行县、市长选举,二十三个县、市当中,民进党获得十二个县、市长席位,首次超出国民党掌握的数量,开启“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态势。
   
   一九九八年,第二届直辖市市长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台北市市长选举,由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击败现任市长陈水扁。立法院由国民党取得过半数席位,民进党仍然是最大反对党。
   
   一九九九年,国民党李登辉准备交棒,“连宋配”(连战、宋楚瑜)合作不成,国民党确定推出“连萧配”(连战、萧万长)。宋楚瑜确定参选,国民党开除宋党籍。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宣布脱党参选。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第二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结束国民党五十多年的执政地位。落败的宋楚瑜组织亲民党,结合成第三股政治势力。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举行民进党执政后首次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立法院中民进党跃居第一大党,国民党地位大幅滑落,亲民党崛起,但三党皆不过半。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三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再次当选总统。
   
   这张时间表,值得每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份子深思。台湾模式不可能“生搬硬套”到大陆,但是台湾经验却有颇多可以吸取之处。今天的中国大陆,既没有任何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反对党,就连乡村一级选举也停滞不前,不用说跟台湾相比了,就连阿富汗也比不上:不久前,阿富汗人民实现了直接选举总统,就连占人口百分之四十、昔日被完全排斥在文明进程之外的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在羞愧之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商人需要做什么?知识份子需要做什么?宗教界人士需要做什么?普通工农大众又需要做什么?中国大陆要成为“自由中国”,既需要像蒋经国那样专制体制内的开明领袖,也需要像雷震和殷海光那样有智慧也有勇气的知识精英,更需要无数热爱民主自由的现代公民。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
   
   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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