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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出卖了中国?

苏联崩溃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馆中斯大林的大量秘密文件逐渐得以解密。其中,有许多材料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批示。这些原始材料显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极权主义帝国的领袖和控制着十多个卫星国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斯大林疯狂地从中国攫取资源,居高临下地对中共发布命令,成功地将中国变成了苏联一家的“半殖民地”。而积极配合斯大林的侵华政策、大肆出卖国家利益的,恰恰是宣称最“爱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从李立三到毛泽东的几代“领导集体”。在中苏两党数十年的蜜月期中,中国的国家权益不断遭到出卖,单就国土而言,割让给苏联的面积就超过了百万平方米(包括在苏联策划下独立的外蒙)。

   如今,当苏联东欧专制政权全部寿终正寝、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丧失吸引力之后,中共偷梁换柱地将支撑自己政权的意识形态由共产主义置换为民族主义。一夜之间,通过庞大的宣传机器向民众竭力灌输的“三个代表”,似乎斩钉截铁地表明中共是国家利益的最大代表。民族主义成为官方整合变动中社会的新的“粘合剂”。近年来,这种做法在实践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当今世界上,中国成为除了伊斯兰国家之外,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地方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妖魔化为“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而中共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民族利益的坚定的捍卫者。然而,当我们搜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中的相关文献时,得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湮没在历史深处的苏联侵华战争

   中东铁路是沙俄时代侵华政策的产物。1917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这就是后来被中共不断宣传的“苏中友谊的开端”。然而,这一冠冕堂皇的声明究竟有没有得到实施,中共的宣传机构却从来没有告诉过人民。

   历史事实是:斯大林掌权以后,悍然收回列宁当初的承诺,声称“为中东路不至于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他进而加强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而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却独吞了全部赢利。从1925年之后数年的巨额利润,全部被苏方独吞。当时主政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多方交涉无果,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于1929年6月强行接收中东路。

   于是,斯大林任命加仑将军(布留赫尔元帅)为远东特别军司令,于7月20日出兵侵略中国东北。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其卑劣残忍程度不亚于后来的日本侵略者,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

   然而,当中国军队为反抗苏联的侵略而浴血苦战时,奉斯大林之命,中共中央却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运动。他们高喊:“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等口号。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领导人,公开发表文章拥苏反华。中共还发表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重要文告。这些文告黑白颠倒,以所谓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取代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在一顶大帽子下公然实行卖国行径。1949年以后,在中共的党史研究中,这些文献都成为不可接触的“禁区”。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共早期领袖中少有的有良知和人格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共当时的卖国政策深为不满。尽管他已经被唯苏联是命的中共所罢免和放逐,但他还是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7月28日,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称中共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8月3日,中共中央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他“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而对陈发起了批判,给他扣上“反苏”、“反共产国际”等帽子。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举行武装暴动,进攻中心城市,从而使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取胜。10月26日,斯大林亲自致信中共中央,命令:“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对斯大林最忠心耿耿的李立三还建议: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让他们打回中国。同时,让蒙古宣布与中华苏维埃成立联邦,“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11月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17旅7000余官兵在激战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等全部阵亡。中国军队败北。美、英、法等国出面调停,12月22日,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签订,“按照中俄、奉俄协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

   在这次可耻的侵略战争中,中共充当了更加可耻地汉奸的角色。这一角色与抗日战争中投靠日本的汪精卫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边打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崇高的旗帜,一边却拿着侵略者的资助、听从侵略者的命令,在侵略者的军队杀害本国军民的时刻,公开宣布武装保卫侵略国,并以武装暴动和武装进攻本国政府的行动,配合侵略者的军事战略。如果说这也是“爱国”行动的话,那么什么才是“卖国”行动呢?

   中国东北是斯大林的“禁娈”

   俄罗斯历史学家、退休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多年来致力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列多夫斯基至今依然是坚定的共产党党员,他的研究带有浓厚的个人立场。他在著述中,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和斯大林的帝国迷梦多有回护,并认为苏联与中国的结盟对于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腐朽势力”的侵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即使是持这种立场的一个研究者,也不得不面对若干斯大林染指东北史实。

   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宣称,是苏联出兵帮助中国从日本人手上解放了东北,强大的日本关东军集团是被苏联红军消灭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首先,五十万关东军的主力,早在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就调走南下了。那时正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最艰巨的时刻,而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尚未开始。苏联完全有实力支援中国抗日,但斯大林却趁火打劫,与日本签订友好协定。在西方,斯大林与德国法西斯一起瓜分波兰;在远东,斯大林又与日本法西斯一起对中国东北“利益均沾”。

   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大部分都是被美军消灭的。例如吕宋岛战役中,山下奉文大将率领的第十四方面军三十万大军,就是从中国东北调去的。苏联出兵东北,并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役,更没有付出大量人员伤亡的代价。这是斯大林狡猾的安排和选择,他算计好了在最恰当的时刻坐收最大的渔翁之利。

   其次,苏联军队占领东北之后,一夜之间就将日本经营东北十多年间建设的现代化工业掠夺回国。而这些机器设备,说到底是东北人民的血汗和财富。中国并非战败国,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强盗行径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据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中所收入的原始材料显示,1949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呈送斯大林本人的报告中,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要“建设社会主义”,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吗?他们要建设“高级”的社会主义,我们就只能建设“初级”的社会主义吗?这样的说法与慈禧太后的“宁予友邦、不予家奴”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是:慈禧太后当年的“友邦”有若干个西方列强;而中共实行的则是唯苏联马首是瞻的政策。为了在国共内战中获得苏联的支持,放弃一点机器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一事件让我想起了一个史实:唐代安史之乱中,唐肃宗请求回鹘兵帮助讨伐叛乱,并答应回鹘人在攻破长安以后任意掠夺、烧杀、奸淫。唐肃宗关心的是恢复自己的权力,而子民的生死和财产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再其次,苏联红军在短暂占领东北期间,屠杀、奸淫东北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罪行与沙俄时代的几大惨案相比毫不逊色。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在东北逐鹿,而共产党需要苏联在武器、运输等方面的帮助,所以干脆就当起了缩头乌龟。一切关于苏联军队的在东北行为的负面消息,在中共控制的区域都不允许报道和谈论。

   作为延安的一名著名知识分子,当时作家萧军被派遣到东北从事宣传工作。萧军回到东北老家,观察到了苏军的种种暴行。出于个体的正义感和民族的尊严感,他撰文尖锐批评苏军的胡作非为。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勇于揭露真相的爱国行为却遭到中共文宣部门的猛烈批判,“反苏”的罪名他一背就是数十年。

   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依然不可能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中,而仅仅流传在一些亲身经受过其戕害的东北老人的口头上。 二战之后,斯大林在远东的野心迅速膨胀,他不仅将北韩、蒙古收编为其“仆从国”,而且还进一步索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当中共战胜国民党、建立政权之后,斯大林通过秘密的协定和公开的条约,获得了许多连当年沙皇也不敢祈求的权益。苏联不仅将长春铁路、旅顺军港等固有利益牢牢攥在手中,还对大连等“肥肉”垂涎三尺。

   在与毛泽东的谈判中,斯大林一边假惺惺地表示,“我们不打算保障苏联在大连享有什么权利”,一边又暗示毛泽东,如果大连成为“自由港”,其结果只能“对美国有利”。于是,为了讨好斯大林,毛泽东当场拍板说:“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两国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无力经营。我们应当在那里发展经济合作。”在斯大林这个既有强大的实力支撑、又具备巧妙的谈判技巧的独裁者面前,毛泽东等人简直就是言必听、计必从。谈笑之间,国家利益就被轻轻松松地出卖了。

   毛泽东甘当“儿皇帝”

   在《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中,列多夫斯基还披露了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前后的许多内幕。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国共两党鏖战的时刻,毛泽东就急于访问苏联。当时以医生的身份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联络员的苏联高级特工奥尔洛夫,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细致入微地写道:“毛泽东已经在装箱子,甚至还买了皮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毛的急切之情油然可见。平时,毛是一个不太注重穿衣打扮的人,但为了拜见斯大林,他不惜让自己变得“衣冠楚楚”一些。

   然而,斯大林认为,当时毛泽东的离开有可能对战局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政权还没有建立,毛的身份未定,苏方难以设定接待他的规格。同时,西方国家会以此为理由指责苏联暗中操纵中国内战。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以“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为由,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

   毛泽东按捺不住晋见斯大林并获得苏联认可的急迫之情,对斯大林的理由不予认同,他抱怨说:“难道苏联把征粮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吗?”抱怨归抱怨,他还是接二连三地致电斯大林,一方面要求及早访苏,另一方面反复表达效忠。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毛泽东毫不掩饰地将斯大林称为“大老板”,而自己心甘情愿地充当一个“小伙计”,这是一个狂妄的独裁者向另一个更强大更狂妄的独裁者献媚。“大老板”一说,不由地让我想起了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写到的“老大哥”来——“大老板”与“老大哥”是何其相似,而奥威尔的预言又是何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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