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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寅恪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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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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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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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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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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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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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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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杨绛这类文化人的评价,我坚持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钱钟书、杨绛、昆德拉他们选择「消极自由」、选择「独善其身」,当然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可以不认同,但不能完全否定之;而林昭、张志新、哈维尔他们选择「积极自由」、选择「以身殉(或实践)道」,也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我们虽然不能达到,但是可以「心向往之」。对我来说,我愿意把更多的景仰和尊重给予后者。我并不是「号召」所有人都去充当烈士和英雄,但我难道没有权利向烈士和英雄表达更多的敬意吗?

   流亡国外的昆德拉与坚守国内的哈维尔、克里玛等人之间确实有过分歧和论争,这种对立并不是我个人虚构出来、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论争在欧洲各派知识份子中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时我也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极具现实意义。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昆德拉式的知识份子,但更需要哈维尔式的知识份子。

   我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中提及「签名还是不签」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主人翁托马斯拒绝签名的情节。托马斯拒绝在抗议官方的文件上签名,并为自己寻找了堂皇的理由,这其实是昆德拉的「夫子自道」。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金雁的《火凤凰与猫头鹰》一书中发现了极其精彩的论述。

   昆德拉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从而脱离了国内的异见运动。与此同时,以哈维尔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宁愿在国内坐牢也不出国,并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人权活动,其中包括发起像《七七宪章》那样的签名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昆德拉所写到的托马斯与要求签名的编辑的分歧,其实是他本人与哈维尔等人的分歧。在昆德拉的笔下,托马斯对那位编辑怀有「崇拜」与「爱情般的怀念之情」,但极不满意他自认为那位编辑对自己持有的道德优势。他甚至把那位编辑请他签字时他认为受到的道义和良知的压力与当局的警察迫他在亲当局的声明上签字的专制压力混为一谈,并认为这两种压力「没有甚么两样」,都是一种陷人于「媚俗」状态的异化力量。

   对于昆德拉的这种观点,金雁评述说:「昆德拉在这里实际上是在以偷换命题的诡辩手法为自己的软弱寻求开脱(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作为一种个人性格的软弱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昆德拉的所谓『迫害者与被迫害者都在瞪著眼睛威胁别人』的高论,不能同意他把『编辑』的道德感召力与警察的压力混为一谈,让两者共同为『媚俗』负责。」

   我同意金雁的看法。我对昆德拉的批评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你选择流亡法国,自己过上优越的生活,这固然是你个人的自由,但你没有权利嘲讽和挑剔那些在国内选择坚守的同胞。我认为,哈维尔等人的「行动抉择」显然不是一种「媚俗」,有多少人愿意把坐监狱、上刑场以及被监视、被骚扰的命运作为某种「媚俗」的手段呢?这样「成本过高」的「媚俗」,「过于聪明」的人是不会实行的。如果说哈维尔的挺身反抗专制也是一种「媚俗」的话,那么躲在灯红酒绿的法国的昆德拉又在「媚」甚么呢?

   最近读到王怡的一篇好文章:《知识份子的行动抉择──二零零二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其中有这样几段话让我拍案叫绝:

   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关乎个体哲学的思想体系,而是关乎公共生活的政治哲学。只有在「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才有自由主义可言。如同杜威所说,民主不仅是一种选举制度,民主「必须涉及人类一切交往关系」。涉及到共同体对于生存经验的分享。杜威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说(他称之为旧自由主义)「根本毛病在于把个人流放在社会关系之外」。而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实践上说,旧自由主义都妨碍了真正民主社会的建设。杜威认为,只有在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群体生活中,个人才可能拥有自由、权利和尊严。所以具有民主权利的个体是同实行民主理念的群体制度同步构建的。没有公共生活,就没有个体性。他们两边都不是「无所待」的。

   这种对「旧自由主义」的批评,对于今天依然将道家风骨视为个体性精髓的许多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朋友,是更具现实性的批评。庄子和嵇康都是遁世者而绝非自由主义者,在虚假的公共生活面前充满藐视的绕道而走或者大智若愚地和光同尘,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而是胡平先生所批评的「犬儒化」。自由主义的态度只有一种,就是行动。在行动中去厘清个体权利与公共空间的畛域。

   海德格尔附逆纳粹的个人悲剧,是一个明证。是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不审视公共领域的后果。哲学必须是政治哲学,就因为政治和个体都不是自足的,都是对于彼此的制约。我曾对朋友说,嵇康也是可能变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海德格尔之后开始走向成熟,他的两位学生,一是汉娜阿伦特,出于对她老师兼情人的反思,开始强调知识份子的行动性。并区分了劳动、行为和行动的不同意义。将最高的价值寄托于真正的行动。部份的回归到古典共和主义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视。另一位学生扬.巴托契卡(也是胡塞尔的学生),则成为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最主要的创始人。和哈维尔一样,在一个极权国家频繁参与著各种签名和公开信运动。而昆德拉则像一个庄子在一旁发笑。

   王怡的思路与我在《知.行.游》一文中的思路颇有相似之处,即从中国道家文化的传统来分析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何变质。中国的大部份知识份子骨子里都是道家,近代以来依然如此,看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就明白了。记得在前面的信中,我曾经提及对陈鼓应的道家文化观的不同看法,可以作为参照。我担心的是,如果道家的「游世主义」与「犬儒自由主义」完成了一种巧妙的对接,这两套「遁词」融合之后,将会对当代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造成巨大的戕害。事实上这种戕害已经形成,九十年代初以来,乾嘉学统在大陆高校里的全面复活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吗?有意思的是,海德格尔也是一个东方文化迷,这跟他的「落水」有没有关系呢?老实说,我并不感激这些把东方文化「审美化」的西哲,相反倒是对他们充满了警惕。

   王怡谈到知识份子的「行动性」,谈到知识份子对公众生活的参与,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如果不参与公众生活,学问再大,也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非知识份子(如钱钟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没有念过大学的遇罗克倒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在美国也是如此,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学院里、书斋里滔滔不绝的学者,而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在法庭上和在广场上慷慨陈辞乃至最后献出生命的人权斗士。这是我个人对「知识份子」的一个认定,可能别人又要说我「偏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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