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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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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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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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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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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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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


   九月二十八日
   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一觉醒来已是朝霞漫天。海风与阳光一样往窗户中涌。

   早上九点辞别“丹羽庄”的主人,去东史郎家。此屋独自在村落的尽头,前面是山坡,后面的田地,再远处即为海岸。既近山又乐水,居住在此,可以仁智双修了。这比国内某些价值千万的豪宅好多了。
   老人在门口迎候我们,中等个子,满头白发,眼镜背后的眼睛灵气四动,神清目朗,一看就能感觉出乃人中之上品。虽然已经九十岁了,但精神还十分健旺。
   东史郎夫妇迎接我们进入客厅。他们的居室内装饰着中国友人赠送的各种书画,典雅而古朴。另外,还有若干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机构赠送的工艺品。可见,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说真话的东史郎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实,东史郎所做的一切,如果放在在德国则再普通不过了——大部分德国士兵都敢于讲述自己干过的坏事并表示深切忏悔。而在日本,直面历史却显得难于上青天。
   东史郎在战后曾经营电影院,事业相当成功,当时住的房子比这大得多。因为出版日记惹来官司,便开始为捍卫自己说真话的权利而奋斗。十多年来,他在应对诉讼上花费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自己聘请三位律师去中国调查历史事实。最后不得不卖掉大房子,换成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房子。
   老人告诉我们说:“目前日本还有一百万幸存的老兵,即使他们都反对我,我也要坚持到底。那些告我的人都是当年的军官,而我只是普通士兵。但是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我不会认输。”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将讨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也许更难在日本出版,且会遭到右翼暴力团的更大反弹。他拿出厚厚的手稿给我们看,全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字都可见出作者的心血。
   东史郎的妻子久江女士给我们端来一盘水果之后,也坐下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推开隔板,清晨柔和的阳光流泻进来,老人的银发在阳光中飘动,像是一群流动的音符。两位老人的恩爱让人感动不已。
   几年前,东史郎赴东京出庭,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这时,右翼暴力团开着三辆宣传车围着这幢小屋,叫嚣:“杀死卖国贼东史郎!”在这个宁静的小渔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邻居们都惊恐万分。
   报警之后,警察反应冷淡。久江女士说:“刚开始我也感到害怕,埋怨丈夫的做法。后来逐渐理解丈夫,为丈夫敢于说真话而感到自豪。” 在日本,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位老人。然而,大部分日本人都对东史郎没有好感——注重“面子”仍然是日本人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些打破“面子”观念的人自然不受欢迎。
   日本文化中有深厚的“集体主义”和“从众”的传统。当大家都不说话时,那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一定会遭到排斥——至于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反倒没有人去深究了。美国历史学者法兰克•吉伯尼在《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一九三零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当年,像东史郎这样有写日记习惯的日军官兵相信会有很多,但是鲜有人敢于将其公开发表出来,即使是战后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社会已经实现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时,老兵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恐惧——否定自己的恐惧。正如法兰克•吉伯尼所说:“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战后,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都出现了波涛汹涌的“反思文学”浪潮,而在日本文学界,大部分人都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看重“面子”方面,日本人比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表面上早已实现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日本社会,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内在的“不自由”——不允许揭露历史的伤疤。在日本,回忆战争的真实情况,即意味着破坏强大的“潜规则”。因此,大部分老兵的选择与东史郎迥异,他们或者沉默,或者参与美化战争罪行。对此,法兰克•吉伯尼的观察是极其准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史郎几乎是孤军奋战,他首先开启了“一个人的记忆”。我好奇地询问说:“您的子女对您的言论如何看待?”
   东史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的子女都在京都工作,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也许,老人有难言的苦衷吧。我推测,老人的子女大概并不支持父亲的作为。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们告辞上路。两位老人一直等我们的车开出很远,还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我想,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们会把真相一直诉说下去的。
   中午在路上一家颇有名气的餐馆吃荞麦面。此地的荞麦面果然不同寻常,名之曰“鬼荞麦”。在日本的民间文化中,“鬼”并不可怕。许多地方特产和玩具都以“鬼”为名,不但不会感到不吉利,反倒有一种幽默和拙朴的气氛在里面。老板告诉我们,在民间传说中,对面的山上常有小鬼出没,人吃了荞麦面,鬼便避让三分。于是,当地人便把荞麦面取名为“鬼荞麦”。周作人在《鬼念佛》一文中说:“日本讲鬼那是妖怪的故事,有许多好的,可以和中国古代的志怪相比。”这一碗小小的荞麦面,让我想起“花妖狐魅,多近人情”的《聊斋》来。日本民间还保存着许多中古的想象和浪漫的传说。
   路途中,猪八戒还带我们参观了大江山。此处曾有两百多名中国劳工,他们被强迫在条件恶劣的镍矿中工作。在一个小小的山头,我们看到了矿场昔日使用过的烟囱,这是集中营唯一的证物了。另外就是一个小小、措辞模糊的碑石,虽然声称是纪念死难的中国劳工,却毫无道歉之意。这个小小的碑石,能够告慰那些在此被虐待致死的中国同胞吗?
   猪八戒告诉我们,中国劳工的宿舍就在河对面,当时全用高墙围起来,晚上大门上锁。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现代奴隶。据调查,二战时期,日本境内使用中国劳工的奴隶集中营一共有一百三十七处。战后只有花冈和大阪两处强制劳工的案件受到了审理,其余已经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尤其悲惨的是,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许多地方的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奴隶劳工依然“身份不明”。中国奴隶劳工要求盟军给予日军俘虏的待遇,而日方企业为了推卸责任,则狡辩说他们都是合同制工人。
   山下有一处老式驿站的“加悦驿”,其老房子保存完好,成为一座交通博物馆。旁边还有各种老式火车的展览。日本非常注意对古迹的保护,一个不起眼的驿站也被保护起来当作博物馆。而我们却在以现代化建设的名义大肆毁坏自己的文明遗产,仅在山西一省每年就有数百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许多中国青年只是喜欢充当网络上的“爱国粪青”,在网上以匿名的方式发泄一时的“爱国热情”,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踏踏实实做点真正对于“爱国”有益的事情,诸如保护文物等等。
   八戒又驱车上路了。路上下起了扬扬洒洒的小雨。在白色的荞麦花之间,忽然看见一簇鲜红的花朵——其茎挺拔,翠绿近乎透明;其花在雍容华贵之中又有某种哀婉忧郁之气。这是一种国内没有见过的花。
   老田告知,此乃“彼岸花”,又称之“曼殊花”。且不说日本家庭中常见的插花,就是在日本的田野之间,也时时可以看见各种优雅的野花。日本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俳句云:“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日本确实是一个爱花的民族。
   半路上已经给刘燕子通了电话,她听见我的声音,对于我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大阪非常之吃惊,约好六点左右到宾馆见面。
   下午五点,终于进入大阪市区,这是一个与东京相似的大城市,又是汹涌的人潮和车流。我们在中之岛上观赏了一些明治时代的老建筑和如今的新建筑,如中央公会堂、大阪市政府、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银行大厦等。这些建筑在西洋张扬的风味之中,又融入了一些日本人的内敛。
   我们下榻的宾馆是“山西福祉会馆”。此“山西”与中国的山西无关,而“福祉”一词表明这是一所隶属基督教青年会的宾馆。我在大堂等燕子来,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孩,是正在东京都立大学念文学博士的刘怡。我们一起去旁边的商场吃饭,并谈及日本生活的种种的感受。吃完饭后,燕子陪我去阪急店逛逛,帮我给妻子挑一件衣服作礼物。
   一走进商场,每一个服务员都如同接待贵宾般地九十度鞠躬,然后用柔美的声调说“欢迎光临”。这些纤美柔弱的日本女子,身上真有一种古代的美感。如此周到的服务,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因为在国内很难享受到这种服务。燕子告诉我,这就是日本服务业的特点,她早已习惯了。
   日本的服装做工精细、设计雅致,就是太过昂贵。我挑选了一件白色带花边的衬衣和一件蓝色的薄毛衣。有点职业装的风格,却有有几分古典的淑女韵味。店员迅速包裹好,一瞬间就成了一件包装精美无比的礼物。日本的包装亦是一大特色,每个漂亮的包装都让人舍不得打开,每个色彩斑斓的盒子都让人舍不得丢掉。日本人总是努力将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做到艺术化和审美化。
   完成给妻子买礼物的任务之后,我和燕子找了一家咖啡馆聊天。这家咖啡馆在商场二十多层的楼上,窗外可以望见大阪市中心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这是一个空气里弥漫着欲望和消费的城市,它像是一颗过于成熟的果子,轻轻一碰便汁水四溢。
   燕子谈及办文学刊物《蓝》的辛苦,几泪下。但是,人们的不理解和冷漠并没有浇灭她内心深处文学的火焰。她用那柔弱的肩头,和朋友们一起承担着这份杂志繁重的编务工作。在海外,留学生们一般都处于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除了念书就是打工,哪里有闲暇时间和心思继续关心文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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