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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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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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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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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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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


   九月二十七日
   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早上六点起床,先将大部分行李存在旅馆,然后携带摄像机坐火车前往爱知县三根山。火车站如机场般整洁,商铺皆井井有条。而火车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这一点欧美诸国亦无法做到,中国就更不用说了。我是一个对时间最为敏感的人,也最厌恶不遵守时间的人与公司(如中国国内以晚点为家常便饭的航空公司)。因此,我对日本的火车公司极为佩服。

   车上有几位盛装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穿着传统的日本服饰,脸上有一层厚厚的白粉,脚上则是雪白的袜子与木屐。老田小声告诉我,她们要么是去参加祭祀活动,要么就是艺妓。她们还携带着各种乐器,互相之间谈笑风生。
   我继续阅读周作人的文章。周氏谈到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引起我的思考。他指出,日本人不应当蔑视后进的中国,中国人更应当虚心了解日本,“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以为日本文化无研究之价值,日本语三个月可以精通,这种浅薄谬误的意见实在有改正的必要。……说起日本来,差不多没有几个人敢说知道,数十年来留学日本的虽不少,但大都学的是日本人从西洋承受过来的东西,不是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宗教等真正日本的精神文明,从来没有人问津过,因此至今还是一个谜似的,因此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亲日派”的嫌疑》他直率地批评了国人“老大帝国”的心态:“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这种虚妄的自大心于国于己均有害而无益:“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什么地方学来了一种虚骄之气,以为我们是天朝,是有正气的,什么外国,只消我们一顿叫嚣,便自销声匿迹,用不着什么对抗,更不必说研究了。这种脾气,自鸦片战争,拳匪,以至现在,一点儿都没有变。这个劲敌,即不肯知己知彼的态度,对英如此,对日尤其如此。”(《日本与中国》)周氏的批评今天依然有鲜活的生命力,这是批评者的悲哀——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中国人自以为是心态,何时才能改变呢?
   周作人认为,这种隔膜的情形不仅不利于中国,亦不利于日本。日本即便在中国寻找所谓的“亲日派”,也找不到真正的“知日分子”。奴才永远成不了知己,周作人对日本朋友如是说:“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声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你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己。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光荣。”(《亲日派》)
   我在做近代文学和思想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纠葛甚深。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若干关键人物,都与日本有莫大的渊源,无论是维新派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宋教仁、秋瑾;无论是北洋军阀袁世凯,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以及文坛巨子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等。厘清中国近代历史之脉络,亦必须厘清日本近代历史之脉络。
   就现实意义而言,今天的中日同为亚洲大国,互相之了解与交流相当重要。我发现日本的学术刊物中研究中国的论文水准极高,仅仅看看论文题目,就知道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深入到了令中国学者为之汗颜的程度。然而,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水平之低却实在让人面红耳赤。尤其是时政方面的研究,因意识形态、学术体制及传达渠道之陈旧僵化,使得相关研究变成“唯上”之研究,脱离了学术“求真”之本质。因此,学术研究未能给高层决策提供前瞻性的思路,而造成中枢之对日政策亦摇摆不定。学术不独立,学术的价值则荡然无存矣。与秦导谈论这些话题,未尝不连连摇头叹息也。
   到三根山站,我们在车站里等候老田在当地的朋友平山良平。这是一个小镇的车站,仅有一个小小的卖当地特产的小店。有趣的是,小店内还供着一个类似土地公公的泥塑菩萨,与真人差不多大小,像放大了的不倒翁。这个老头脸上的表情幽默生动,好像在与他的老太太怄气呢,让人见了忍俊不禁。这也是日本民间很好玩的一种传统信仰,他们把菩萨看作身边的友好的朋友,而非遥远的可怕的神祗。
   一刻钟之后,平山良平先生开着一辆丰田旅行车来接我们。在日本,我们几乎看不到一辆外国车,满街跑的都是丰田、本田、日产几大公司的车。这一点与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品牌的汽车,美国本土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不到一半。日本的市场有相当的保守性。
   平山良平大约四十岁左右,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礼貌周到。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名古屋市立千鸟丘中学的体育教员,业余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禁烟宣传工作。在他名片的背面,有他组织的禁烟协会的电话和网址。
   车行过一段海滨公路,外侧就是浩瀚的太平洋。蜿蜒的沙滩洁白如盐。在日本旅游,一大好处就是,随时都会与大海相遇。你要想亲近大海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为这里就是大海中的岛屿。
   我在路上与平山良平谈起了禁烟的话题,我与秦导都是禁烟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平山先生告诉我们,他到学校担任体育老师之后,很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发现很多学生都染上了吸烟的坏习惯。另一方面,学校里的老师抽烟的也很多,课余时间都在办公室中吞云吐雾。他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因为这既伤害了自己的健康,也为学生们作出了坏的表率。平山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可惜不为校方所采纳。于是,他自己创立了一个校园禁烟协会,有许多老师和学生参加,他们向地方议会提出了立法在校园中禁烟的要求。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当地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在校园中都不得吸烟。
   平山良平笑着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我从事的揭示战争真相、迁移战犯纪念碑的宣传活动,与禁烟活动很相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这样的公民,就是我所欣赏的现代公民。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是盘山公路上山,去拍摄当地鼎鼎大名的“殉国七士庙”及各部队战死官兵的碑林。这里的碑林和陵墓群形成于六十年代,虽然当地许多老百姓都不同意,但地方官员认为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便在此划地修建,连上山的公路也是自卫队投入巨资帮助建造的。
   在即将到达山顶出,“殉国七士庙”如山门般矗立在路边。这是一块巨大而厚实的石碑,“殉国七士庙”这五个字乃是“战犯首相”岸信介所题。战犯当首相,如果发生在德国真是骇人听闻,而发生在日本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所谓“殉国七士”,乃是东条英机等七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的甲级战犯。为甲级战犯建立如此堂皇的纪念碑,在德国也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在日本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我在日本有这样一种感觉,日本之物品一般都比中国小一个尺寸,显得小里小气的。此碑却用一整块硕大无比的石头刻成,其尺寸之大在全日本亦属罕见,完全可以同“大东亚圣战大碑”相媲美。
   再往山上走,即是各种战犯和战时的官兵们的碑林。在绿树环绕的大理石台阶上,有一“七士碑”。在此碑前面,正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老兵在举行参拜仪式。这些老态龙钟的老兵,个个西装革履,神态虔诚,腰杆笔挺。
   待他们参拜完毕,我们前去采访,其中一名秃头老兵昂首对我们说:“七士都是爱国者,他们比今天那些把钱塞到自己口袋里的国会议员好。”
   另一身体干瘪的老兵告诉我们,他曾在中国东北和冲绳作战两年,受尽折磨,他个人当然不喜欢战争,但是“国家强迫我们去打仗,我们不得不去。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战败了就说战争不好。对日本来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好事,虽然对中国不一定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那场战争起因是英美先侵略亚洲,日本才不得不发动战争。”
   我便继续追问之:“欧美是侵略,日本难道就不是侵略吗?日本的行为与欧美有什么区别呢?”
   他无法自圆其说,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想日本也是侵略吧。”
   在“七士碑”四周,还有“大岛碑”、“万世太平碑”以及标注着各部队番号和战绩的数十种碑石。如此草青树绿、云淡风轻之地,却被这些战犯的丑恶灵魂给玷污了。站在高处可以望见远处的大海,也许后人把战士者的坟墓修筑在这里,是想让他们的灵魂能够眺望到他们丧命的南洋。
   平山先生说:“我自己是不愿意到这里来的,只是为了陪同你们的采访才不得不来。我看到这些东西就厌恶。”他告诉我们,数百米外还有“比岛观音”塑像及其周围的墓群。它们与“殉国七士庙”略有区别,一些死难者家属不愿意将亲人的骨灰与甲级战犯们放在一起,便决定另外选址。于是,以高高的“比岛观音”塑像为中心,集中了一批相对民间化的墓群。“比岛观音”面对壮阔无际的太平洋,安享宁静。百万战死南洋的日本官兵,其灵魂可曾得到解脱?
   然而,此处亦有战争的硝烟的痕迹:除了“比岛观音”之外,还有以各种地名标示的不同的观音,如以“安徽观音”纪念在安徽战死的日军士兵。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和信仰,慈爱与杀戮、博爱与侵略、观音与士兵居然能被和谐地放在一起。建碑者居然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之处。日本人对美的追求与对恶的张扬往往分不开,他们混淆了基本的界限。
   在研读这些碑文的空隙里,老田向我谈起了他父亲的往事。其父是一名侵华日军辎重部队士兵。在衡阳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作战顽强,日军伤亡惨重,其父差点被派上前线送命。日本投降之后,其父被关押在湖南岳阳的一个村庄里。当地百姓以德报怨,省下粮食给他吃。并好心告知,不要急着回日本去,听说日本被原子弹炸得很惨。
   几年前,老田曾经陪同父亲去湖南,探访当年住过的那户老百姓。他们乘坐的小轿车没有办法走乡村小路,给困在了半路上。幸亏遇到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慷慨地将越野车借给他们使用。当年的那座老房子还在,可惜照料其父的老大娘早已过世。老田说,看到父亲泣不成声的样子,使他更愿意为中日和平做点事情。
   中午回到三根山火车站,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与平山先生告别后,我们乘火车回丰桥。去饭店取回寄存的行李,再乘新干线去新大阪站,一路上时间安排得环环相扣。
   下午五点,我们到达新大阪站。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旅日华侨猪八戒前来接我们。他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想不会是他的本名。后来我悄悄问老田,他告诉我说,这是为抗议石原慎太郎侮辱中国人的言论,而故意改的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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