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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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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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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余杰

   亚当斯和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长寿的两个人。作为终生的朋友和论敌,他们的逝世也颇有神秘色彩: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亚当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钟爱的书椅上。他几乎是在杰斐逊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下午五点半死亡很快就降临了。在亚当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时常对历史、对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东西进行解构式的表达。他对朋友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法国、以致整个欧洲都没有什么老修道士,能够无动于衷地看着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一样的年轻处女。”亚当斯认为,所有完美对称的、宣扬某种明显的道德且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叙述或者故事,都不过是彻底的虚构。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J•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一书,正是以亚当斯的方式向读者展示美国独立建国的历史,《华尔街日报》评论这本普利策奖获奖著作说:“他向我们富有激情但却不感情用事地、质朴却深刻地描述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这种描述不仅是从现代人的角度展开的,而且同样重要的,同时也是从他们那一代人的角度展开的。”

   在美国,“那一代”的画像和塑像处处可见:在美元上,在政府和议会大楼里,在公园里,以及那座著名的雕塑着四位伟人头像的山峰。然而,美国公众对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的崇敬,并不同于纳粹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迷信、以及苏联人对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国公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是伟人,但也是有缺点的人。”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他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圣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也许就是我们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脾气的祖父。尽管华盛顿在“那一代”当中显得最为突出,但他与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们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从来没有企图成为、也没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恺撒”或“拿破仑”。战争一结束,他便放弃了大陆军总司令的职位;任期一满,他便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的职务。埃利斯这样评价华盛顿的激流勇退:“毫无疑问,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享受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详地度过自己的余生的话,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以这种奇特的直觉——他以这种直觉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分别,让他从骨子里意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免了这种命运:这种命运可能确立一种带着终身君主制的味道的先例,让生物规律来结束他的任期。”由此来看,华盛顿与袁世凯的根本差别,当然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品格和个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化根基、价值立场和信仰背景。在袁世凯那里,东方文化没有为他提供彼岸世界的安慰,他只能通过对权力的攫取和占有来彰显自己的伟大;而在华盛顿那里,新教文明让他对“天上的生活”有了真实的渴望,他以自己的谦卑来荣耀上帝的伟大。华盛顿的“光荣的退休”,是对民主制度和宪法的一次深深的致敬,也是对造物主的恭敬与臣服。这一举动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埃利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他确立的两届总统任期的先例的过度沉迷,使得我们忽略了华盛顿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则,亦即,政府职位按常规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的总统制与欧洲的君主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可被摆脱的。”

   “那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并非圣贤,他们也有这种自觉。智慧如汉密尔顿,却接受了论敌决斗的要求,结果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决斗中中弹而死,正当四十九岁的好年华;公正如杰斐逊,却雇佣枪手在报纸上谩骂亚当斯,结果那个臭名昭著的写手卡伦德后来转而攻击杰斐逊本人的私生活;刚强如亚当斯,在处理国务的时候却过分依赖于妻子阿比盖尔,使自己招致“夫人政治”的攻击;忠诚如杰克逊,却引用圣经中的话语来为奴隶制度辩护,认为在美国实施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另一方面,“那一代”之间的敌视至少不少于友谊,用埃利斯的话来说:“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最高层人物之间的政治对话,实际上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相互谩骂。”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也并非白玉无瑕:首都华盛顿的选址充满了幕后的交易、大部分国会议员都对奴隶制保持了沉默,政府残酷镇压了农民的抗税起义(而起义所依据的原则与独立革命是一致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先贤们人性的局限和缺陷,看到了他们在伟大背后的平凡、在远见卓识中夹杂的令人遗憾的短视。他们也发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战友们的问题,于是把对人的依赖转移为对制度的依赖。正是出于对人——即使他是伟人——的怀疑,他们创造了分权的制度。对此,埃利斯论述说:“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项集体事业,这项事业之成功乃是那一代人的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所赐。他们的相互交往和共处产生了一种动态形式的平衡和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中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或者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不完美和错误,以及古怪和过度之处,相互之间产生了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制约”是“那代人”对权力的共同看法。以此为基础,他们共同描绘了美国未来的草图。尽管今天的美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布热津斯基所论,“美国正从一个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所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种所拼凑的社会”,但是那一代先贤们所勾画的宪政共和之路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偏移。

   在《那一代》中,埃利斯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了他们对联邦制度、对法国革命、对军队的意义等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其本质乃是对党派活动的不同态度。在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时代,美国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党派力量。作为第一位和第二位美国总统,华盛顿和亚当斯都强烈地蔑视“党派主义的道德”,而坚持具有神圣地位的“共和国的公共利益”。他们以自己在独立战争年代辉煌的资历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而当杰斐逊和麦迪逊所领导的共和党战胜了亚当斯之后,党派纷争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杰斐逊坚定地宣称自己就是那个“兄弟会”的一员,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杰斐逊被选为总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美国总统自此之后必须永远是某个政党的领袖。“拉帮结派”不再是“小人”的把戏,而成为政治的必要手段。此后,也没有一个政治家号称自己能够代表所有美国人民的利益——在美国人看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其实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代表”。因此,政治家只能说自己代表某些阶层的利益。因为人不是神,人有无法克服的局限和缺陷,因此党派纷争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代人中,杰斐逊是最早承认这一事实的人之一。

   美国就这样在这帮伟大的、也有缺点的人手上创建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一七八三年,当对大英帝国的军事胜利刚刚在《巴黎和约》中得到确认,华盛顿便以最雄辩的词语描述了这个大陆的美好前景,他写道:“美国公民,正置身于一个令人最为嫉妒的良好条件之下。他们作为这一整片物资丰富、生活便利的大陆的唯一的地主和所有人,现在已经被刚刚签订的令人满意的和约承认,拥有绝对的主权和独立。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中的演员。上帝让这个舞台成为展示人类伟大和幸福的特别所在。”果然不出“那一代”所料,历史确实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利坚。

   ——两千零三年十二月三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为中国作家,居北京 (8/24/2004 10:22: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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